只想和你吹吹风 ——中国大陆首部黑帮独立电影《南风》创作谈

郑阔

2011年，我除了剪辑完成纪录片《暖冬》之外，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和孙杨一起拍摄了《南风》。这是我们的私人行为，我们都喜欢北野武，喜欢钮承泽，喜欢《教父》、喜欢《古惑仔》。
我们也想拍一部中国本土的黑帮片。

有的朋友说中国除了某个组织以外根本没有黑帮，我们同意。其实我们讲的是一个关于残酷青春的故事，它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你可以说它是黑帮片，也可以说它是武侠片，这并不重要。
有的朋友说怎么又是“警察妓女黑社会，穷山恶水长镜头”？其实没办法，我从小就想当警察，长大了开始对妓女感兴趣，后来又总想加入黑社会。我想这三者分别代表了人类的暴力、性和群体归属的本能，难怪人们对这三者感兴趣。《南风》是在关外第一市——葫芦岛拍摄的。这里三面环海，美丽富饶，是航天英雄杨利伟的故乡，绝对不是穷山恶水。

当然，我相信《南风》的长镜头也并不多。其实对于长镜头，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如果观众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长镜头的时候，那就是长了，该剪了。如果观众看完了说：什么？那是一个长镜头？就说明这个镜头其实一点儿也不长，无论它是八秒钟还是八分钟。
《南风》是个实验品。这是我们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我们希望它是一部另类的独立电影、是一部给大众看的独立电影。

关于编剧
为了完成剧本，我和孙杨在开机前四个月去了葫芦岛。一是为了编故事、二是为了找演员。

葫芦岛有很多矿业，相应的有很多从事与矿业有关事情的青年人，他们为了生存和竞争，经常用暴力解决问题。
我们通过制片主任苏梁，找了当地一些相关的年轻人。经过与他们的接触和沟通，我发现他们心中都有着一个关于黑帮的梦想，这种梦想更多的来自于香港影视剧的影响和启发。这一点和我们是一样的。
开始他们对我们并不完全相信，而且有所警惕。后来随着接触的深入，我们开始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经历。他们讲述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个个故事，经常会打动我们。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南风》的剧情是虚构的，但发生在《南风》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真实的生活来源。所以如有雷同，一点儿也不巧合。
回到北京后，我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写完剧本。

值得说明的是，演员的台词中使用了很多国骂，其实就是“操你妈”等等。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这么说话。你千万别告诉我你从来不这么说，那太虚伪了。《南风》拒绝虚伪。
多说几句，我也经常使用国骂，并且经常被我身边的一些人，包括我的妻子，指责为“素质低”。其实我不是这样想的。因为对于一些人、一些事，沟通根本就是妄想，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拒绝沟通的尝试。今天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与这些事情比起来，说一句“操你妈”能算素质低吗？这只是一种自我心理治疗而已。虽然大多数时候我都会克制自己，但有时实在无能为力。而且除了说句“操你妈的”能让我情绪得以稍微的平复以外，我还能怎么做呢？茅坑里的石头即使洗完了也是臭的，想做一个素质高的人谈何容易。中国人经常在被骂“操你妈”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自尊，才把自己当人，早干什么呢？而且他们有点儿血性的，会马上回骂你一句“我操你妈！”非常的无厘头。
骂还是不骂？这是一个问题。

关于演员
前期在葫芦岛的时候，我们从接触的这些人中选择了大概五六个做演员。因为他们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气场和质感，恐怕是别人通过表演很难做到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也对这个故事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且也非常想体验一把“演电影”的感觉。反正他们平时也没什么事情干，所以我们很快达成了合作意向，并且签订了合同，预付了一部分酬劳。
我们如期开机，开机仪式定在望海寺。我们迎着望海寺的南风，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心潮澎湃，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平安顺利的完成。

可是在开机之后，他们终于意识到了“演电影”是一件多么无聊的事情，根本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爽，虽然在签订合同之前我们曾一再地告诫他们。他们经常会因为一场戏几次都通不过而不耐烦；会因为自己在电影中“被砍”而不是“砍人”而心情压抑；也会因为看着花花绿绿的女演员而又没有自己的床戏而耿耿于怀，要求我改剧本；他们更加不能忍受的是要每天住在剧组，不能出去玩。他们不断表达自己的不满，不断出尔反尔地和我们谈条件。我们付出真心实意，当然我们也付出很多金钱，我们并没有换来江湖道义。也许道义对于江胡来讲，只是一种传说。
我们的拍摄进度非常缓慢，我们越来越为这部电影的命运担忧，寝食难安。

最后他们开始在宾馆吸毒。
终于，开机七天后，我和孙杨忍痛放弃了他们。七天我们承受得起，但如果拍到二十天时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无论如何不敢想象，毕竟风险太大了。
他们把这一切迁怒到副导演冯朔的身上，认为是他在我和孙杨面前说了他们的坏话，并扬言要砍了冯朔。
顿时，江湖告急！剧组的很多人陷入烦躁和不安，他们对这部电影失去了信心，觉得不能完成。

我们看着已经拍摄的素材心里隐隐作痛。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当你花费了无数的心血和时间换来自己满意的一场戏后，却发现它已经作废了。相信很多使用过非职业演员的导演也会和我们有同感。
对于制作者来说，电影有时就象一个魅惑的女人。她不断折磨你的心智，而你却终于无法割舍。
我们又花了五天的时间找演员。
孙杨以前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他临时找了很多自己的同学和朋友，同时我回到北京，去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找了两个演员（后来事实证明这两个人不行，又被我们换掉了）。副导演冯朔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也找来了自己的同学。经过两天的试拍，又变动了一些演员，新的剧组终于诞生了。
我们在龙回头又做了一次开机仪式，我们再次宣战。

屋漏偏逢连夜雨。
接下来的拍摄没有持续几天，男二号要离开剧组去演一个电视剧。他说这部电视剧是父母为他投资的，他不敢违抗父母的命令。我们质疑他既然要演电视剧，为什么还要参与《南风》的演出。他表示自己原来也不知道，都是父母为他安排的，同时还痛心疾首地向我们表达了自己的不情愿，并告诉我们他真正喜欢的其实是《南风》，而不是那部电视剧。他的话总结起来就是：他非常痛苦，但是必须走。我们觉得他的演技比在《南风》中牛逼多了。
和一部能与广大人民群众见面的电视剧相比，《南风》作为一部捉襟见肘的低成本独立电影，就象一只随时都会被碾死于车轮下的蚂蚁。我们能理解一个演员的选择。我们无权用诸如道德等一些东西去要求别人。
虽然又作废了很多素材，又要重拍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的心情都很平静，而且，我们更有信心了。
男一号都换了，再换个男二号又能怎么样？
日子还得过，翠花，上酸菜！

关于导演
独立电影在中国一直是个话题。
我2009年从栗宪庭电影学校毕业后，先后拍摄了纪录长片《798站》和《暖冬》，拍摄了剧情短片《晨曦》，也参加了一些电影节的放映或展映。在参加这些电影节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在中国推广独立电影太不容易了。我非常钦佩和尊敬这些电影节的主办者，也非常感谢他们。他们都顶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规避各种各样的风险，花费许多时间和心血，只为这些独立影像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当然，观众的多寡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哪个主办者不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影展看电影呢？
我们经常会归罪于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归罪于相关部门对中国独立电影的压制和限制。这确实是现实存在的。很多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和艺术水准的电影，比如《克拉玛依》、《上访》等，确实被限制或禁止放映。一些非常优秀的电影节，比如宋庄的中国独立纪录片交流周、北京独立电影节等，也会由于相关部门的限制而无法顺利举办。这缘于执政当局的极度不自信，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中国独立影像的发展。这对于中国独立影像而言，确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某天中国独立电影的制作和传播不再受到相关的限制，可以自由的放映和交流，就一定会有数以万计的观众象潮水那样涌来吗？
答案是非常悲观的，绝大多数电影观众是根本不会吊我们的。
2011年3月底，我参加云之南电影节，组委会安排在昆明的商业院线——环银国际电影城放映《798站》。我到影院大厅后发现人群熙熙攘攘，吵吵闹闹，难道他们都是来看《798站》的？我带着疑问扫视大厅，突然发现《798站》的海报贴在大厅角落里的一张一拉宝上，在巨幅的商业电影海报环绕的影院大厅里，就象一个平胸又穿着寒酸的小妮子非常尴尬地站在一群珠光宝气的大波妹子中间，非常幽默。放映厅门口的影展志愿者们在苦口婆心地向围观的人们解释，说这电影是免费的，不要票，欢迎观看，不要票，快来看啊！而那天放映厅门口的电子显示屏上，赫然打着“798战”几个红字！从“站”到“战”，有水准，很拉风，够商业！想到自己在手工作坊里弄出的电影第一次在商业影院放映厅放映，我很不争气地有点儿激动。等到灯光暗下来，屏幕亮起来，硕大的放映厅里只有十几个观众。敢情儿外边那些时尚男女们不是来看“798战”的啊！我正在心中暗想，忽然呼呼拉拉进来二三十个人，大家在黑暗中劈里啪啦的找座位，稀里哗啦地吃东西，我又很不争气地有点儿激动。我正在黑暗中扭扭捏捏地激动着，只听见一个人说：“走吧，那边儿该散场了”。这二三十个人又在黑暗中劈里啪啦地站起来，呼呼拉拉地走出去。一切又回归平静，只剩一群艺术家身份的老爷们儿在屏幕上吐口水、发牢骚，象怨妇似的。

那是我记忆深刻的一次观影经历。我把它说出来绝对不是指责影展的组委会，相反我是非常的感谢他们，也非常感谢那些象卖保险似的志愿者们。他们想的很周到。我们拥有共同的尴尬。在商业和大众面前，我们实在是太渺小了，我们是完全被“忽视”的，我们连“被唾弃、被指责、被猎奇”的资格都没有，相比起来，“被管制”反倒让人觉得有尊严了！
所以，我说，商业比政治更残酷，商业比死更冷酷！
即使没有管制，也不会有很多人来看我们的独立电影。不要以为你看过几部独立电影，或者认识几个做独立电影的朋友就以为大家都喜欢看独立电影了，其实我们这个人群对于中国的十三亿人口和几千万电影观众来说，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所以，当局者，不要管，不要当局者迷，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把你们该干好的事儿干好，这边没事儿，放心吧！
所以，独立电影到底应该是知识分子手里把玩的充气娃娃，还是面向大众的一种传播工具？
这是我们拍摄黑帮片的另外一个原因。

人民喜欢拳头／人民喜欢枕头／人民喜欢互联网／人民喜欢在黑暗中／一边想象着美好的未来／一边手淫！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这是向商业妥协，我们这是想讨好观众，我们失去了独立性。其实我不是这样看的。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妥协”还是“利用”？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黑帮只是外衣，千万别当真。

关于摄影
我们在《南风》拍摄中使用了两台机器。一个是SONY FS100,一个是CANON 5D Mark2，孙杨同时也担任《南风》的摄影。

SONY这款机器总体来说还是不错，很皮实，很抗造，而且可以换镜头。我们没有使用SONY本身的镜头，而是通过一个转焦环，使用CANON的镜头。
5D的照度好，很多优点，唯一的缺点是连续使用会产生噪点，必须关机歇一会儿再使用。
对于一些固定场景，或者是一些较大的景别，我们一般使用SONY拍摄，对于特写或者需要手持的运动摄影，我们一般使用5D拍摄。
我们有一场几个人冲进浴池砍人的戏，从在外面的等待，到上楼、到砍人、到冲出浴池，我们用一个镜头完成。所有的路线和灯光我们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和考虑。这场戏我们就是使用5D手持拍摄的。孙杨一遍遍走机位，一遍遍调光，最终手持5D，一气呵成。这场戏我们都很满意。当然这场戏我们拍了两次，前一次因为换演员作废了，但是那次也拍得很好。

我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器，性价永远是矛盾。相信大家也有感受。
此外我们使用了轨道、摇臂和斯坦尼康，但是用的不多。

关于制片
独立电影最重要的前提是制作经费的问题。我们到处发剧本，到处找机会。功夫不负苦心人，我们最终拿到了一部分钱。至于怎么拿到的，商业机密吧。我只能说孙杨作为《南风》的总制片人，绝对是一个找钱高手。没有孙杨的努力，绝对不会有《南风》。

我们在葫芦岛拍摄，如果有一个拍摄许可证的话，无疑会带来很多方便。我于是写了一个剧本叫《葫芦岛岁月》，去掉《南风》中暴力和色情的成分，强化了男女主人公的感情纠葛，把它变成了一部爱情电影。在网上先做了提交。然后等我去北京市广电局提交书面材料的时候，负责接待我的一个中年男同志（不是现在很时髦的那个“同志”哦）说看了《葫芦岛岁月》的剧本后感觉这个故事很好，他很感动。他这话也感动了我，让我觉得拿下拍摄许可证是没有问题的。等我在指定日期去取证的时候，还是这个男同志接待的。这次他忽然变得义正词严，完全没有了上次那种很惆怅的文学情怀，很严肃地和我说《葫芦岛岁月》没有通过审查，并拿给我审批意见看。我只记住了这么几句：《葫芦岛岁月》通篇充满了青少年的感情描写，严重触犯了中国电影审查的底线……不予通过。他们竟如此小瞧现在的青少年，其实现在的青少年在感情方面完全可以当他们的老师。为什么不与时俱进了呢？其实那个男同志很可爱，我没有丝毫针对他的意思。随后我又重写了剧本，这次叫《葫芦岛的天空》，把感情改成了创业，讲述几个有前科的青年在政府的教育和帮助下，重返社会，创业成功的故事。这个故事一点儿也不感动，但是顺利地拿到了拍摄许可证。

事实证明《葫芦岛的天空》拍摄许可证为我们的拍摄提供了很多方便。比如商场里面不允许我们拍摄，但是我们拿出拍摄许可证后，问题迎刃而解，而且拍摄许可证上面的“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的红章，还使我们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尊敬。很多场地的拍摄都是要支付场地费的，但是没有拍摄许可证的话，花钱也不可以，毕竟我们不能花那么多。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我们深深的领悟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们不由得对天长呼：皇恩浩荡啊！

对于一个剧组来说，吃住是件大事情。我们剧组刚到达葫芦岛的时候，正赶上葫芦岛市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泳装大赛！满街都是道旗广告，上书：“泳装文化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各地爱好文化的人们蜂拥而至，搞的宾馆价格飙升，我们哪儿都住不起。你想，五百佳丽，身着泳装，满街都是奶子和屁股，领导亲临，剪彩鼓掌，那场面，那家伙，不是一般的热闹，那是“相当”热闹，把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推向了一千座新的高峰。798的文化创意产业在这儿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没有办法，我们最后只好住到了兴城的一家疗养院。
等“三点”文化盛事结束后，我们才灰溜溜地通过朋友重新在市里找到宾馆。这家宾馆在看过我们的拍摄许可证后，在宾馆的楼身上挂起了大大的红色横幅，上书：热烈欢迎电影《葫芦岛的天空》剧组入住我宾馆！搞得我们很拉风儿。我们也都时刻注意自身的素质，比如讲话要温柔，不骂人等等。有一天剧组的女二号从家里带来了特产：豆腐皮。我和孙杨突然厌倦了盒饭，特别想拿豆腐皮卷大葱蘸酱吃。于是我们到外面买了一捆大葱和一塑料袋的大酱。我们两个人分别拿着这捆大葱和这袋子大酱往宾馆房间走，这时发现前台的服务员很诧异地盯着我们手里的东西看，我们顿时觉得很没面子，玷污了剧组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于是我大声问孙杨：是拿导演屋里去吗？孙杨说：当然，所有的道具都得先让导演看看。于是我们坦然的回到房间，卷葱蘸酱！

对于一个剧组来说，和当地的黑道搞好关系很重要。我们有一场戏，表现几个年轻的孩子在望海寺结拜为兄弟。我们通过朋友找来了一群混社会的孩子，想从中挑几个。可能是因为《葫芦岛的天空》剧组在葫芦岛太有名了，这些孩子上来就狮子大开口，要的价钱和明星差不多。我们所有的预算加一起，还不够给这几个孩子付片酬的。我们只能说你们先回去等消息吧。接下来有一天我们正在大街上拍戏，正好遇到了这群孩子中的一个。他上前问制片主任还用不用他们演了，制片主任说还没定，等消息吧。那孩子说如果你们用我们演，那什么都好说，如果不用，那你们以后也不要在葫芦岛拍了，我们的势力，你明白吗？制片主任赶紧陪着笑脸说：明白，明白！看着那孩子远去，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黑帮梦。《南风》以后肯定受欢迎，我们窃喜。

还有一个段子，我和制片主任苏梁去买影片中的道具，那个SM的鞭子。我们逛了差不多一条街的成人用品店，缺货！后来我们又进一家店，我们问：有鞭子吗？卖货的大妈诧异地看着我们两个老爷们儿，说：没有，但是，你们可以玩点儿别的啊，我们这儿货挺全的！

关于栗宪庭电影学校
我2009年辞去工作，参加了栗宪庭电影学校独立电影培训班，从此电影不再只是我的业余爱好，而是成为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栗宪庭电影学校诸位师友的很多帮助。比如朱日坤老师和冯艳老师，在纪录片制作上都曾给予我很多的指导和支持。这次在拍摄《南风》的过程中，王宏伟老师作为影片的监制，不仅把关剧本，更是放下自己的事情赶到葫芦岛救场，零片酬出演“王老师”。同样毕业于栗宪庭电影学校的同学闵婕和张拓宇，担任《南风》的录音师。也许我们的设备不够好，也许我们的经验还很欠缺，但我们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我们对电影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我们有老师的帮助和学校的支持。

感谢栗宪庭电影学校、感谢王宏伟老师、感谢张琪姐姐、感谢栗宪庭先生为影片题写片名。
温暖。

上面啰啰嗦嗦地说了这么多，只想和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的观点，以及拍电影的经历。这是我们第一次拍剧情长片，遇到了太多的问题。我们面对了这些问题，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尽力了。对于电影本身，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妥协和让步。我们深入到了社会中，我们增长了经验，我们愿意和所有喜欢独立电影的朋友们分享这些观点和经验。我相信类似的问题很多拍电影的朋友都会遇到。

关于未来
关于未来，我们希望《南风》能够通过审查，进入院线，为推进中国电影的“票房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如果《南风》能够进入院线，我相信它的票房绝对会过亿！甚至会超过一些国产大片！我们绝对有这个信心。希望相关部门能考虑我们的要求，支持《南风》、扶持《南风》，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