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还是抨击？

有些人摄制纪录片是因为他们对某个话题充满了热情并决心让别人也赞成他们的观点。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但很重要的是你要退一步问问自己，你是否能以开放的胸怀去发掘证据并毫不保留地忠实地向观众呈现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展示而非讲述”。就像法官在宣判诉讼委托人有罪与否一样，电影制作者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信性。相反，他应该规避那些说服力超强的事实性证据，坦率地将各方争论织构进影片中，从而证实他的案例。
应该杜绝那种想要通过摄制一部影片来支持一个既定结论的想法（如“我想证明用动物做试验是糟糕的”）。其一，图示说教没多大意思；其二，当你在拍摄影片之前已经先有了结论，那么你在拍摄中很可能会感到乏味；同样，观众观看你的影片时也会有同感。你可以从一个假设入手：“我想不出任何一个可以证明用动物做试验合乎情理的剧本。”所以，你该很乐意跟科学家、病人、动物权利保护者等等实际谈谈，他们可能赞同你的观点，但也可能会强烈反对你最初设定的前提。你可能发现了一个新的兴趣点，或者在已有的兴趣点上发掘出了更复杂的东西。（注意你没必要将所有这些人或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搬到银幕上。你只需要做好你的预先准备工作，这样一来不管你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它都会被赋予应有的深度。）
不管是只作为影片制作者还是自己也进入你的影片中，从一个既定的结论入手和观点鲜明，这两者是不同的。例如，《美国民权运动史》的制片人在现实中绝不会反对民权运动的要求。但是执行制片会不断提醒我们，故事讲述的张力在于我们愿意让历史的证据以及相关范围内持有各种观点的人们的经历来说话。观众也会由此做出自己的选择。
反之同样有效。我们来看看埃罗尔·莫里斯荣获奥斯卡奖的纪录片《战争迷雾》吧。该影片为它的拍摄对象——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有时看起来很自私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无可厚非的平台。影片的观点是：莫里斯让观众自己来决定是该接受麦克纳马拉的话还是该对此抱怀疑态度。这种方法是可靠的，因为这部电影的规则非常清楚。如果莫里斯是要拍摄一部反映20世纪美国冲突的一段历史的影片，那么麦克纳马拉一个人的观点是不够的。
思想开放并不意味着你的影片非得要是开放式的结局或者面面俱到。即使你已经完成了预先准备工作，你仍需要在你的题材中找出一个故事，而且你只有30分钟、60分钟或90分钟的时间来讲述它。你没必要把每件事都塞进去，把每个人的观点都说出来，或一定要给每个观点找一个相反的观点。影片《巴拉克的男孩》对处于危险中的巴尔的摩的孩子们没有罗列出一个可供选择的其他教育方案的菜单，也没有列出批评家们对巴拉克学校的教育方式的反对观点。影片《生于妓院》没有在银幕上告诉你泽娜·布里斯基是如何开始并在哪里学习摄影的，或者她是如何挑选给加尔各答的孩子们使用的专业照相机的。电影制作者也没有将各种不同观点都纳入影片，比如那些认为布里斯基不该染指外国文化的观点。即使这些观点确实存在，摄制时总是有很多选择。
但是，如果你通过你所采用的方法发现了相反的证据，那么把这些相反的证据放进去可能会使你的观点更有力，因为这些证据会增加观众对影片的信任，认为创作者们没有被某些势力所操纵。看看影片《超码的我》，在第7章会有更详尽的讨论。导演摩根·斯伯利克 （Morgan Spurlock）以30天只吃麦当劳的决定为开端，他对麦当劳是持批评态度的，但这种态度又有点模棱两可，尤其在两个女孩起诉麦当劳快餐导致她们肥胖的案子上。他设计的影片的基本结构是：他用自己在摄影机前的体验和三位各有主见的医生对他体检的结果来展开影片。（有些批评家认为这个试验的人为性暗中操纵了反对麦当劳的观点，但是我不能苟同。观众知道这个人为设计，他们能够也应该公开自己的疑惑：很显然这个试验是很极端的。）整部影片，斯伯利克也允许他可能同情的那些采访对象——医生、律师、学校员工、街上路人（个别时候）来把他们自己描述为唯利是图的、被误导的或是不了解情况的人。要理解64盎司的苏打水里含有很多糖分是多么的困难？或者同样困难的是，你在一个午餐室注意到正在吃饭的孩子们吃得都是高脂肪高糖分的垃圾食品。到影片结束时，斯伯利克已经掌握并提供了很多反对快餐业的无可争议的证据，但是他的变革呼吁是针对消费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