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灾难,告慰心灵 ——从意识形态角度读解《一九四二》
2015-11-08 17:43
温故灾难,告慰心灵
——从意识形态角度读解《一九四二》
论文摘要:当代中国电影表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对于我们民族当代文化的建构与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起到怎样的作用,这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严肃问题。影片《1942》顺应当前主流意识形态,于“无形”中被“阉割”,被赋予主流价值取向,隐含其应有的“精神境界”与“主流意识”。本文运用意识形态批评的方法,从“点、线、面”三个层面来解构这部影片,分析其隐含的主流价值取向。
关键词:意识形态 价值取向 点、线、面 阉割
著名电影理论家、批评家路易·阿尔都塞曾在他的著作《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强调指出“宗教、教育、家庭、法律、工会、文化和大众传媒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功能是向个体灌输主流意识形态,使个体接受现存社会规范和社会结构,在生产关系体系内‘自愿’接受社会角色,以非武力或非强迫的方式迫使个体服从现存社会关系”。电影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载体,自然已成为统治阶级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电影是特殊的国家名片,一个对本民族和全世界不能提供社会或哲学远景的国家难称为大国,一个大国的电影不能没有精神境界和缺少哲学内涵。影片《1942》,这部冯小刚的最新力作,于“无形”中被“阉割”,被赋予主流价值取向,隐含其应有的“精神境界”与“主流意识”。从“点、线、面”方面来看,都做得是“恰如其分”!
从影片的整个“面”上来看,这是一部灾难片,一部催人泪下的灾难片,按照主流说法,这是为了“拯救记忆”。
所谓的“拯救记忆”,意思是说时间会消磨对历史的记忆或记载,所以要和时间赛跑,才能尽量留住史实。1942年河南饥荒的当事人基本都已过世,没过世的记忆也模糊了,一些史料也在轶散,所以再不拯救记忆,想还原那段历史的真相就更难了;另外,众所周知,二战中遇难的犹太人,得到了后人充分的纪念,单是纪念他们的电影就不可胜数。而1942年饥荒中死去的那些中国劳苦大众,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影像纪念。时间可以模糊记忆,也可以淡化纪念!于是,在这种背景下,影片《1942》应运而生,历时十几年的准备工作,被搬上了银幕。许多人看完这部影片,都是带着泪水走出影院,纷纷感叹那个时代的人民大众太惨了。温故这场灾难,仅仅是为了催泪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上升,人民的生存状态普遍提高。然而,三十多年过去,在物欲充斥大脑、金钱胁迫思维、人格受到排挤、贪念抗争良心的今天,许多人都感觉自己的生活水平貌似已经处于停滞的状态,人们纷纷开始了新一轮的“不满足”,同时又遇上近些年物价上涨、房价上升的窘迫局面,许多人开始对国家近些年的发展策略持“质疑”心里。于是,以战争史诗电影“出手”的冯小刚,自然也就顺应时代的“呼唤”,开始通过影片《1942》温故昔日的灾难,用灾难来告慰大众的心灵。在影片中,在表现灾民逃难的过程时,一再强调灾民拿各种“非食物”充饥,并且还不停的一直“走下去”。试想一下,在全靠吃树皮、甚至连树皮都没得吃的境况下,灾民能坚持三个多月的逃荒吗?并且还要不停的走下去?面对如此大规模的逃难,当时的政府又在哪里呢?影片成功避开这些实际问题的思考,只是大规模的展示灾民逃难,留给观众自己去填补这些“结构性空白”。“破译”这些画面“编码”,就知道其真正的意识形态所在。当现在的观众看到“逃难”反复的出现在这两个多小时的影片中时,哪还有那么多的“不满足”与“不舒服”,所有人只会“自觉”地形成一种“幸福”意识,感觉自己现在的生活很幸福、当今的政府做事很负责任。影片欲告慰大众心灵的目的,于不知不觉中就实现了。
从影片具体的“线”上而言,《1942》也是成功被“阉割”,只剩下当代主流意识的元素。影片在追溯灾难发生的原因时,就这一简单线索的陈述,就隐含了很重的主流意识痕迹。
在影片中,有大量日军轰炸的镜头出现。尤其是影片《1942》中还借冈村宁次之口暗示了一个劲爆的方案,就是日军发赈灾粮,使河南老百姓帮日军打国军。许多观众看到这时,都会忍不住开始痛骂日本人,“爱国热情”是一片高涨!然而,据当时留下的资料显示,当时日军根本就没有提出这个方案,也更没有那样去做,影片中所陈述的“事实”纯属子虚乌有。
一部纯粹记录中国的灾难片,将这样的灾难搬上银幕是为了让这段记忆重现。当初河南的“灾难”跟日本有那么大的关系吗?就算当时没有日本,河南就不会发生灾难吗?当时的日本侵略大半个中国,为什么就河南发生了大灾难?有待商榷。据时间推算,河南灾难是发生在日本侵略河南之前的。据史料分析,当初河南的灾难主要是因为旱灾,然后再加上当时的政府官员隐瞒事实真相,使得救灾不得力,才会造成如此大的一场浩劫。当时日本的侵略,只能算是灾难严重化的一个因素之一。在影片《1942》中,却没有重点去展现旱灾、以及当时政府的不负责任,而是大量的去展示日军的轰炸。影片虽没有明示,但从其画面我们可以看出,影片已经将日军的侵略作为灾难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成功避开政府的无为与天灾问题,将灾难的罪责于“无形”中转嫁给日军侵略军,这就是影片《1942》的“高明之处”!作为贺岁片的一部电影,为什么要融进如此多的“反日因素”呢?是导演们自己没有弄清事实真相吗?不了解历史吗?全然不是!结合当下的环境,解构影片隐含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明白影片被“阉割”的原因了。当下,由于“钓鱼岛”事件,中日关系显得有些紧张,许多国人“反日情绪”高涨。但中国政府鉴于大国形象问题的建构,要求国人“冷静”面对日本。鉴于这样的背景,于是影片《1942》便被赋予了“重任”,借表面的灾难问题,实质在客观上一方面给了国人一个宣泄的平台,另一方面激发了国人的“反日热情”,以这种“非武力”或“非强迫”的方式,就让国民大众很“自觉地”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心灵随之受到了告慰。
从影片具体的“点”上来看,影片《1942》同样是被主流价值取向所“阉割”,于客观上宣扬着主流的意识形态。影片中对李培基这一具体人物点的刻画,便是例证。
看完整部影片,估计大众对李培基是感恩戴德,他为了解决河南的灾难问题,奔走呼号,多次赴重庆面见委员长,最后还因为他的努力政府开始大力救灾,以至于让有的观众观影后得出了“感谢李培基为了河南付出的一切”的结论。人物刻画相当正面,当时的李培基真是这样负责吗?据当时留下的史料分析,实际上李培基正是这场灾荒的罪魁祸首之一,他在上报灾情方面非常消极,直接导致了赈灾不利(当时李培基这样做,很可能是为了替首长分忧而换取仕途前景,因为李培基正是在1942年年初被任命,身上寄托了蒋介石的粮政愿望),并且李培基主政下还不许省内粮价上涨,导致外省粮食没有动力被卖到河南,这极大的促进了灾荒。有这样铁的史料放在眼前,影片《1942》的制作团队都不知道历史吗?显然不是!影片这样去刻画李培基,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培基是进入了政协的,属于“开明人士”。如果影片把其刻画得丑陋,就变成了一种“翻案”,显然这在当前主流意识形态是不允许的。影片《1942》就这样被主流价值观所“阉割”了,影片隐含的主流意识形态,于“灾难”的外衣掩护下传递给了广大观众。
当代中国电影表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对于我们民族当代文化的建构与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起到怎样的作用,这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严肃问题。在当前复杂的环境下,意识形态更是武装人民大众的精神武器,而且精神的力量能够转化为变革中国社会现实的物质实践力量。所以,影片《1942》也同样逃不出被“阉割”的境况,承载着传递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担”,依靠其具体的荧幕形象描绘和情感表达,依靠点、线、面不同的层面,出色的阐释了当前主流价值倾向与精神追求,告慰了广大民众的心灵。
参考文献
1、《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路易·阿尔都塞 著
2、《再现:历史与记忆——电影中的历史书写与呈现》
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2月 戴锦华、王炎著
3、《电影的精神——意识形态断想》 贝拉·巴拉兹著 边季译
载《世界电影》1985年第2期
——从意识形态角度读解《一九四二》
论文摘要:当代中国电影表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对于我们民族当代文化的建构与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起到怎样的作用,这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严肃问题。影片《1942》顺应当前主流意识形态,于“无形”中被“阉割”,被赋予主流价值取向,隐含其应有的“精神境界”与“主流意识”。本文运用意识形态批评的方法,从“点、线、面”三个层面来解构这部影片,分析其隐含的主流价值取向。
关键词:意识形态 价值取向 点、线、面 阉割
著名电影理论家、批评家路易·阿尔都塞曾在他的著作《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强调指出“宗教、教育、家庭、法律、工会、文化和大众传媒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功能是向个体灌输主流意识形态,使个体接受现存社会规范和社会结构,在生产关系体系内‘自愿’接受社会角色,以非武力或非强迫的方式迫使个体服从现存社会关系”。电影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载体,自然已成为统治阶级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电影是特殊的国家名片,一个对本民族和全世界不能提供社会或哲学远景的国家难称为大国,一个大国的电影不能没有精神境界和缺少哲学内涵。影片《1942》,这部冯小刚的最新力作,于“无形”中被“阉割”,被赋予主流价值取向,隐含其应有的“精神境界”与“主流意识”。从“点、线、面”方面来看,都做得是“恰如其分”!
从影片的整个“面”上来看,这是一部灾难片,一部催人泪下的灾难片,按照主流说法,这是为了“拯救记忆”。
所谓的“拯救记忆”,意思是说时间会消磨对历史的记忆或记载,所以要和时间赛跑,才能尽量留住史实。1942年河南饥荒的当事人基本都已过世,没过世的记忆也模糊了,一些史料也在轶散,所以再不拯救记忆,想还原那段历史的真相就更难了;另外,众所周知,二战中遇难的犹太人,得到了后人充分的纪念,单是纪念他们的电影就不可胜数。而1942年饥荒中死去的那些中国劳苦大众,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影像纪念。时间可以模糊记忆,也可以淡化纪念!于是,在这种背景下,影片《1942》应运而生,历时十几年的准备工作,被搬上了银幕。许多人看完这部影片,都是带着泪水走出影院,纷纷感叹那个时代的人民大众太惨了。温故这场灾难,仅仅是为了催泪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上升,人民的生存状态普遍提高。然而,三十多年过去,在物欲充斥大脑、金钱胁迫思维、人格受到排挤、贪念抗争良心的今天,许多人都感觉自己的生活水平貌似已经处于停滞的状态,人们纷纷开始了新一轮的“不满足”,同时又遇上近些年物价上涨、房价上升的窘迫局面,许多人开始对国家近些年的发展策略持“质疑”心里。于是,以战争史诗电影“出手”的冯小刚,自然也就顺应时代的“呼唤”,开始通过影片《1942》温故昔日的灾难,用灾难来告慰大众的心灵。在影片中,在表现灾民逃难的过程时,一再强调灾民拿各种“非食物”充饥,并且还不停的一直“走下去”。试想一下,在全靠吃树皮、甚至连树皮都没得吃的境况下,灾民能坚持三个多月的逃荒吗?并且还要不停的走下去?面对如此大规模的逃难,当时的政府又在哪里呢?影片成功避开这些实际问题的思考,只是大规模的展示灾民逃难,留给观众自己去填补这些“结构性空白”。“破译”这些画面“编码”,就知道其真正的意识形态所在。当现在的观众看到“逃难”反复的出现在这两个多小时的影片中时,哪还有那么多的“不满足”与“不舒服”,所有人只会“自觉”地形成一种“幸福”意识,感觉自己现在的生活很幸福、当今的政府做事很负责任。影片欲告慰大众心灵的目的,于不知不觉中就实现了。
从影片具体的“线”上而言,《1942》也是成功被“阉割”,只剩下当代主流意识的元素。影片在追溯灾难发生的原因时,就这一简单线索的陈述,就隐含了很重的主流意识痕迹。
在影片中,有大量日军轰炸的镜头出现。尤其是影片《1942》中还借冈村宁次之口暗示了一个劲爆的方案,就是日军发赈灾粮,使河南老百姓帮日军打国军。许多观众看到这时,都会忍不住开始痛骂日本人,“爱国热情”是一片高涨!然而,据当时留下的资料显示,当时日军根本就没有提出这个方案,也更没有那样去做,影片中所陈述的“事实”纯属子虚乌有。
一部纯粹记录中国的灾难片,将这样的灾难搬上银幕是为了让这段记忆重现。当初河南的“灾难”跟日本有那么大的关系吗?就算当时没有日本,河南就不会发生灾难吗?当时的日本侵略大半个中国,为什么就河南发生了大灾难?有待商榷。据时间推算,河南灾难是发生在日本侵略河南之前的。据史料分析,当初河南的灾难主要是因为旱灾,然后再加上当时的政府官员隐瞒事实真相,使得救灾不得力,才会造成如此大的一场浩劫。当时日本的侵略,只能算是灾难严重化的一个因素之一。在影片《1942》中,却没有重点去展现旱灾、以及当时政府的不负责任,而是大量的去展示日军的轰炸。影片虽没有明示,但从其画面我们可以看出,影片已经将日军的侵略作为灾难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成功避开政府的无为与天灾问题,将灾难的罪责于“无形”中转嫁给日军侵略军,这就是影片《1942》的“高明之处”!作为贺岁片的一部电影,为什么要融进如此多的“反日因素”呢?是导演们自己没有弄清事实真相吗?不了解历史吗?全然不是!结合当下的环境,解构影片隐含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明白影片被“阉割”的原因了。当下,由于“钓鱼岛”事件,中日关系显得有些紧张,许多国人“反日情绪”高涨。但中国政府鉴于大国形象问题的建构,要求国人“冷静”面对日本。鉴于这样的背景,于是影片《1942》便被赋予了“重任”,借表面的灾难问题,实质在客观上一方面给了国人一个宣泄的平台,另一方面激发了国人的“反日热情”,以这种“非武力”或“非强迫”的方式,就让国民大众很“自觉地”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心灵随之受到了告慰。
从影片具体的“点”上来看,影片《1942》同样是被主流价值取向所“阉割”,于客观上宣扬着主流的意识形态。影片中对李培基这一具体人物点的刻画,便是例证。
看完整部影片,估计大众对李培基是感恩戴德,他为了解决河南的灾难问题,奔走呼号,多次赴重庆面见委员长,最后还因为他的努力政府开始大力救灾,以至于让有的观众观影后得出了“感谢李培基为了河南付出的一切”的结论。人物刻画相当正面,当时的李培基真是这样负责吗?据当时留下的史料分析,实际上李培基正是这场灾荒的罪魁祸首之一,他在上报灾情方面非常消极,直接导致了赈灾不利(当时李培基这样做,很可能是为了替首长分忧而换取仕途前景,因为李培基正是在1942年年初被任命,身上寄托了蒋介石的粮政愿望),并且李培基主政下还不许省内粮价上涨,导致外省粮食没有动力被卖到河南,这极大的促进了灾荒。有这样铁的史料放在眼前,影片《1942》的制作团队都不知道历史吗?显然不是!影片这样去刻画李培基,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培基是进入了政协的,属于“开明人士”。如果影片把其刻画得丑陋,就变成了一种“翻案”,显然这在当前主流意识形态是不允许的。影片《1942》就这样被主流价值观所“阉割”了,影片隐含的主流意识形态,于“灾难”的外衣掩护下传递给了广大观众。
当代中国电影表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对于我们民族当代文化的建构与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起到怎样的作用,这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严肃问题。在当前复杂的环境下,意识形态更是武装人民大众的精神武器,而且精神的力量能够转化为变革中国社会现实的物质实践力量。所以,影片《1942》也同样逃不出被“阉割”的境况,承载着传递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担”,依靠其具体的荧幕形象描绘和情感表达,依靠点、线、面不同的层面,出色的阐释了当前主流价值倾向与精神追求,告慰了广大民众的心灵。
参考文献
1、《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路易·阿尔都塞 著
2、《再现:历史与记忆——电影中的历史书写与呈现》
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2月 戴锦华、王炎著
3、《电影的精神——意识形态断想》 贝拉·巴拉兹著 边季译
载《世界电影》1985年第2期
本文为作者 晓枫子 分享,影视工业网鼓励从业者分享原创内容,影视工业网不会对原创文章作任何编辑!如作者有特别标注,请按作者说明转载,如无说明,则转载此文章须经得作者同意,并请附上出处(影视工业网)及本页链接。原文链接 https://cinehello.com/stream/71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