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纪录片我一无所有

1997年我上大学时，正好赶上中国的民间组织萌芽的时期，当时最多的是环境保护社团，保护滇金丝猴、保护藏羚羊这些活动，让我感到一种全新的个人存在感。当时我痴迷于野生动物的拍摄，用最简陋的器材拍摄一些野生鸟类。上学时大部分零花钱都用在了购买摄影器材上面，当时的理想就是做一名野生动物摄影师。
每个青年都会经历一个忧国忧民阶段，但梦想会在走上社会后渐成泡影。毕业时父亲给我安排了一个非常好的职业，在一个国家的研究所做设计师。我工作做得很好，但是一天天地意识到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干了一年后辞职，考了两年摄影系研究生都落选，我决定进入关注环境问题的公益组织，然后在这里找到题材，再慢慢转行做影像记录。
一切都很难。我学的是工科，但NGO里的同事们基本都是文科出身，我就像重新换了一个脑袋开始思维。2006年，很多NGO都在关注西南河流的过度开发。一个叫史立红的导演，用小DV拍摄了一个学者带领将被开发地区的村民考察已完工的水利工程。被访的是澜沧江著名的漫湾电站，电站建成的十年后，因为这项雄伟工程而失去土地的人们，以沿水坝捡拾垃圾为生。这个小纪录片叫《怒江之声》。我被其真实震撼，被影像的力量震撼，在由我组织的放映活动的前言里，我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影像泛滥的时代，但是总会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默默地扛着摄影机向着人流相反的方向，坚定地走着。”那时，我相信影像的力量，相信纪录片可以改变中国。就这样，一个文艺青年，坚定地要走上纪录片之路。
2008年，民间保护怒江的呼声很高，我也顺势开始了最为重要的一个题材拍摄，为NHK的《激流中国》系列拍摄关于怒江电站的部分段落。导演没有与我讨论怎么拍摄，而是用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与我讨论这个题材到底意味着什么。正是这种深入的讨论，让我日后在拍摄时知道我的镜头该对向那里。纪录片的摄影师，就是现场的导演，在现场捕捉那些不能重演的真实画面，如果对于题材没有深入的思考，再好的题材也会被浪费掉。
我一头扎进了怒江边的小沙坝村，甚至化了装，穿的和当地人一模一样：破旧的迷彩服，一双布鞋，一副更旧的破眼镜，甚至学了一些当地的方言。我们的镜头对准社会底层，但绝对不把他们看成一群另类，猎奇般寻找题材，消费他们的苦难，而是从底层的生活中找到真相，同时以更开放的价值观去看待你所看到的。
直到有一天，我不得不暴露自己。那次我们想拍到政府是如何干扰记者采访的，为此导演临时从北京招来一个摄影师，但当天晚上他就被吓跑了。我只能硬着头皮去拍摄了。《南方周末》的记者出现在采访现场，没多久，有两个拿着木棍的人进来，拿着照相机给每个人拍照，他拍我，我也拍他，一直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事态一下严重起来，我的身份也从此暴露了，手机被监听，邮件被查看，出行被跟踪。好在，在当地老百姓的掩护下，没有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
夜晚，一个人面对泛着白光的滔滔怒江水，我哭了。我问自己，我到底在干什么？我的镜头真的有用吗？这里发生的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
之后不久，村子周围到处都是警察，我甚至拍到了这些不明人士在村子里找我的镜头和对话。拍摄被迫停止了。长达三个月的拍摄素材，后来制作成了《激流中国》的第13集《中国环保攻防战》。
离开怒江之后，村民还是会不断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们的处境，希望我帮助他们投递各种资料，去找更大的官员。这也是每个拍摄社会题材纪录片导演都会遇到的处境。也许，中国百姓的心态几千年来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他们告御状，反贪官，希望出现一个清官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会把媒体人，或者所有扛着摄影机的人，看作是一次投诉的机会，因为他来自更远的地方，比他们更接近当权者的地方。他们介绍我时，会说这是中央来的朋友。
面对此情此景，我无能为力。我只是个普通的北京青年，他们提到的那些大官，那些部门，我没有任何渠道进入或接近；甚至我吃顿好的，都感觉自己在做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巨大的心理压力，几乎让我喘不过气，到后来，我更换了手机号，玩消失。我知道这是逃避，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去面对。拆迁、征地、环境污染，这些都是在中国这个转型期发生的值得记录的事情，但是在这背后的斗争、矛盾、困惑，也随之加在了拍摄者身上。虽然因为国际国内的舆论压力，怒江工程暂停了一段时间，但我走后，怒江大坝依然按照计划继续开工了。
两年后的一天，在西藏的雪山脚下，由于一位活佛的开导，我突然醒悟了。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你不是万能的，你只需要问心无愧地去做你该做的。在后来拍摄类似的社会题材时，我会很真诚地告诉他们，我没有能力去直接左右你们的命运，我能做的就是把事情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看到，为历史保存真相。
我不知道国外的纪录片工作者是如何既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还可以维持体面的生活。有很多次，我兜里只有十元钱，女朋友刚开始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存款为零。有时和朋友们一起聊天，我会突然觉得，除了纪录片，我一无所有。
但我记得一个前辈的话：为什么要拍纪录片，是因为有话想说，而且非说不可。我想就是这种力量让我们坚持。纪录片能改变什么？它至少改变了我自己，让我变得坚强。■周宇
作者为独立纪录片导演，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高级顾问。独立或与他人合作纪录片《挺进汶川》《美的中国江河水》《敖鲁古雅 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等作品。曾荣获2010年上海国际电视节自然类纪录片白玉兰金奖；2010年法国新卡里多尼亚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组委会大奖；2010、2011年中国纪录片协会十佳纪录片；2011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高奖小川申介奖。本次提案作品为《冰川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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