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侯孝贤：作者论在台湾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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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刺客聂隐娘》确定代表台湾地区角逐201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后，68岁的导演侯孝贤踏上了奥斯卡评奖季的电影节之旅。近日候导空降美国知名的纽约电影节（NYFF）为影片《刺客聂隐娘》造势。显然，候导继《红气球之旅》后的《刺客聂隐娘》在电影节已经放映就获得了美国媒体的高度评价。侯氏电影独有的优雅的长镜头、华丽的视觉影像、丰富的画面色彩，再搭配上武侠题材，让外国媒体直呼侯孝贤在张艺谋（《英雄》）、李安（《卧虎藏龙》）之后创造了武侠电影的新标杆。以下是电影国际带来的侯导在美国接受媒体采访的问答实录。



Q：过去的岁月当中您和武侠有着怎样的情结？
A：在我六年级的时候，我看了许多的连环画小人书，其中就有一些武侠题材的短片故事。具体到电影上，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日本的武士题材电影，因为那是我的年代在电影院里放映的比较普遍的电影。

Q：哪部武士题材电影是你最喜欢的？
A：并没有哪一部是我特别喜欢的，毕竟我当时还是个小孩子。我看的武士电影都是早期的武士电影，这些电影都改编自小说，这类武士电影是我最喜欢的。直到我读大学的时候，邵氏兄弟的电影进入了台湾。我记得我看过很多邵氏电影，但也并没有哪一部有特别深的印象。不过总体来说，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武士题材电影。



Q：《刺客聂隐娘》生动地再现了唐朝的风貌。一方面，影片反映了大唐盛世的壮阔，另一方面，影片又揭露了名门闺秀在社会和体制压力下的挣扎，是这样吗？
A：聂隐娘实际上并不是女人如何适应社会的缩影。在唐朝，当人们写这列短篇武侠题材小说时，女刺客是常用的角色。除了刺客聂隐娘之外，还有很多其它的女刺客。至于你说的女性如何适应社会这是唐朝以后的长篇小说中的命题。所以我在电影里并不是为了阐述女性如何适应社会。

Q：您的影像总是复杂难懂，背后揭示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您在编剧的时候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A：在我写剧本的时候我就在剧本上画出画面。当我去勘景的时候，景色必须符合我剧本上画出来的画面。如果找到了了合适的场景，我们就为尽力让场景和剧本融合地天衣无缝。



Q：这么多年来您的创作理念有什么变化？
A：最开始我是一名编剧兼导演。为了迎合电影市场的要求，我写了很多喜剧，它们都获得了成功。然后，当法国新浪潮的理念传播到台湾时，一群年轻的台湾导演认为我们也能做法国人类似的电影。所以我们开始着眼于现实生活，拍出了很多记录现实社会的电影，也就是台湾新电影。我们想讲诉真实的故事，所以我开始改变了我的创作理念，关注现实。

Q：台湾新电影对您有什么影响？
A：台湾新电影以后，我感觉我再也回不到商业电影领域，我意识到拍电影的唯一方式就是抒发个人的情感。《刺客聂隐娘》看起来像是一部武侠电影，其实它仍然深深扎根于当时的人们和社会现实。唐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遥远而未知的朝代，我只能尽我所能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把这个当时的故事尽可能地真实还原。



Q：台湾电影未来将何去何从？
A：现在在台湾本土，很多的年轻导演都倾向于商业电影，因为这是电影市场的要求。他们当中没有人对成为作者论导演展示出真实的兴趣。他们受到来自电影商业的压力，如果他们不能拍出卖座的电影，就没有人会为他们下一部电影投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想来大陆发展。不过因为台湾本土要比大陆更早现代化，所以他们对于大陆观众的品味还在摸索阶段。因而大部分时候台湾电影在进入大陆的时候反响平平。而且因为大陆本土之辽阔，人口之庞大，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与台湾存在差别。如果年轻的台湾电影人想要获得成功，他们就必须学会解决这些问题和压力。
Q：您和摄影师李屏东合作多年，你们是如何拍摄《刺客聂隐娘》？
A：我和李屏东共事多年，我们非常有默契，我们知道彼此的需求和想法。当我们拍摄一个场景的时候，一般艺术指导黄文英会布置好拍摄所需的一切，然后当布景准备完毕的时候，李屏东就会想好他要拍摄的角度，铺好轨道车，打好灯光。有时候他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而不询问我的意见，因为我们太了解彼此的想法了，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方式。



Q：台湾观众是怎么评价《刺客聂隐娘》？
A：观众们最后看到的电影和他们之前听说过或者想象的有很大差别。在大部分内容上，台湾观众很难接受这样的电影。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他们和这部电影之间存在很大的代沟和距离。这是台湾电影市场的真实反映，观众更习惯于好莱坞式电影的叙事结构。台湾本土共有89块大银幕，而《刺客聂隐娘》在其中的84块银幕上获得放映机会。电影的投资公司中影希望观众能够观看这部电影两到三次以上，不过问题是观众为此得花更多的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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