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

轰隆！又一栋楼被摧毁了！
我来到小时候住的地方，默默地租了一间小屋，那是瑶海区八佰户临近新安江路的一个民居房堆成的村子。住在那的一个比我大五岁的青年今年添了宝宝。得知我小学曾经在这租住过六年，又得知我后来考上大学，竟惊讶一番，称赞我这过了时的成就。打听我现在做什么？我当然不好说我毕业了又不想好好工作去学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因此我只好说正在找工作，准备面试，家住得离市区远，只好先租房子，况且这里便宜，又是自小从这长大的，对街坊四邻都感觉亲切。起先街坊们――我当年的叔叔阿姨――现在的爷爷奶奶听说咱们这居然有考上大学的小伙子，都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后来又听说我过得拮据，便不大理会我了。还把一个熟悉的名字挂在嘴里“某某”――人家现在都出国去一个叫不出名字的国家去留学读博士了呢！――那是我上小学时房东家的远亲，只是小时候并没有听说他读书有多聪明，只晓得他家极有钱。既然人家如今是留了洋的高材生了，我也就和那些街坊一同敬仰那位某某了。
小时候我每在路上遇见蚂蚁，特别是蚁群成阵，我便慌了脚，害怕踩到他们。也曾经在八佰户村的田间小沟里钓鱼时，钓到一米小虾，我把他置在清水里养了。不料第二天放学回家时，小虾竟然走了！我伤心很久。一连一个星期吃不下饭，邻居家的小孩也奇怪，我那些天都不爱讲话，闷闷的，竟然动画片也不看。大人还以为我变得爱学习了，殊不知我在为我的小虾悼念默哀！
张云是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她是一个称职的假小子。虽然活泼大方，倒也热爱文艺，家里自己种了葡萄，每到夏天，葡萄藤便爬满了墙。她还剥去葡萄皮把果肉给我吃。我一看，果肉好晶莹剔透！诱得我垂涎不止。我便常常以写作业和指导张云写作业为由，去她家吃葡萄，听流行音乐的磁带。五年级夏天的一个午后，邻居那位叔叔――今天应当是大伯了――偷偷问我，你是不是谈恋爱了？我不知道恋爱为何物？只觉得两腮发烫，赶紧跑进家里锁了门听自己碰碰的心跳声。直到邻居家的小孩敲门说，吃晚饭了，把你家的桌子搬到院子里去吧。我这才缓缓拉开门，窥探叔叔，不在，啊！吃饭吧。隔壁的小孩和我家一样，父母打工起早贪黑，只好我和他们家两个小女孩自己做菜，然后扒在我搬出来的大理石桌面、木制的小桌子上吃饭。这两个小女孩都比我大，那时我十一二岁，她们一个十二三岁，另一个十四五岁。大的倒还乖巧，小的调皮捣蛋无恶不作，成天闯进我家蹭电视看。还专看我不爱看的，讨厌极了！简直讨厌极了！
小学四五年级，在那个尤其贪玩不爱学习的时候，张云和巫成成就成了我的启蒙音乐老师。他们让我从只听儿童歌曲的时代进入了开始接受流行文化的青少年时代――尽管，我从不认为自己有过青春――我一直认为，当我后知后觉地开始追念童年的纯真美好的时候，便被一股促不及防的力量拽进了一个坚硬刺骨的成人世界之中。
自从有了手机，我因为害怕失去朋友，一直不敢换号码。谁知道今年七月份在北京从大钟寺去往西直门的地铁上，接到老黑的电话。信号实在不好，没有好好聊上几句就只好说:下了地铁再说吧。然而下了地铁以后，再到合肥见到他时，才真正得了空与他一聚，说上一回完整话儿了。
老黑中等身材，皮肤黝黑，特别是脸，当时在没有见过黑人的年代，他在初中同学中，是第一个黑得让我记住的同学。初二那年，当三十九中还是三十九中的时候（后来我的初中改为合肥市第三十八中学南陵路分校）秋季运动会上，我没有参加比赛。在台下当观众实在是无聊得很！正当我百无聊赖之际，突然听到老黑哼起一段旋律来。我一惊――好听极了！许多年后，听到莫文蔚也唱起那首歌。才知道:哦，原来叫作“盛夏的果实”。对我而言，老黑那个版本是原唱，莫文蔚唱的，我反而觉得她在“翻唱”老黑的代表作了。
不知道为什么:年纪小的孩子会把空间距离在心理上拉长？至少心里以为，从五里井到长江批发市场是段很长的路。如果中午从我家到老黑家再去学校就一定会迟到。于是老黑带我翻小区的围墙，抄近路去他家。后来那天中午果然很匆忙，差点就要迟到了。
咚！咚！咚！咚！我一拳一掌地拍打他的胸脯，后来他转身，我又狠狠地捶打他的背。这一次我醉后的恶行发生在我上大一的那年冬天。距离翻墙越过小区去他家玩，已过去五年。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喝酒，也是第一次喝醉。我坚定地相信，在老黑面前，我只要仁义，不需道德了。因此从大学一年级开始，每年冬夏两次有机会与老黑及一行朋友相聚。特别是过年前的一两天，每年必定与老黑喝一次。老黑拿出雪茄点着吸了一口，发给我们在场五六个朋友每人一支。
在那几次烟雾缭绕之中，我虽发觉一阵快感，心中却又莫名地涌出一股彷徨。我们走在没有人却十分拥挤的马路上，霓虹灯影下的我和老黑，正走在一个路口――好像哪儿都可以去，却又不知道该去向何方？
后来每年，我与老黑、猴子一行，保留了这样的传统。起先大家刚刚上大学，只会一起胡闹折腾。可是后来，情况渐渐有了变化。朋友中有的要读书考学，有的结了婚便像风筝一样被媳妇和家庭的线牵绊着，有的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聚得少了，也越来越冷静。虽然如此，每有机会小聚，老黑还总是抢着埋单。
我们再不是无忧无虑的小孩子，也告别了那段肆意放纵的青秋（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青春）。我们不会再跟老黑开玩笑说:嘿嘿，你跟梁某某最近进展得怎么样啦？也不会轻易地吹牛说，等我有了本钱跟本事，咱们闯事业去！我从某一次相聚发现心底那一丝深藏的悲凉――当你亲尝一种力不从心的苦涩，还能怎样向你的朋友假装出一副年少轻狂的模样――在你不敢轻狂的年纪里？
突然有一天，我在网上看见老黑的一篇文章，突然想起长江东路旁被拆掉的楼房――于工人是在拆除一幢建筑；于政府是在发展城市建设；于我，被拆掉了的是我整个的纯真年代！
新安江路旁八佰户村的村貌尚未作大的改变。只是今后，不会再有一个因为怕踩到蚂蚁而不知道怎样走路的小男孩。我太久没有流泪，没有为一米小虾哀悼。我多盼望一个淘气的朋友来和我抢电视看，我愿意彻底遂她的愿，任她胡闹。
如今也再没有人会让我把大理石桌面的小桌子搬到院子里去和他们搭桌吃晚餐了――我们甚至再也不会住在那样的院子里。
轰隆！我仿佛听见若干年后，八佰户村的民居被拆掉的声音！不！这只是幻觉。
临新安江路一排的几家理发店居然没有镜子、没有理发刀、也没有吹风机，只有一位穿得很少的年轻女子。这样怎么理发呢？正当我困惑不解之时，一位体面的中青年男子把车停在一家理发店门口，那辆车贵气中透着俗气。他贼眉鼠眼地向四周张望，又偷偷摸摸地走进理发店里去了。我不知道他是谁，便往街坊四邻走去。
在拥挤而混浊的空气里，忽听见几个中年妇女七嘴八舌地唠叨:“某某从某某国留学回来啦！真是荣归故里，光耀门楣啊！”
过了大约十分钟，只见一位油光满面的先生从一辆豪华轿车上下了车来，吃力地从拥挤的人群之间挤了进来，和老大爷老大妈打招呼。四面八方迅速涌来许多自称那位先生亲戚朋友的人们，把一个小小的村堵地热闹非凡。
他的那些亲戚朋友都来向他打招呼，又是和他握手，又是邀请他去自己家吃饭，也有做饭馆生意来求他题字的，还有刚生孩子的年轻父母请他给孩子起名字的。“在我们这个穷地方，有文化的人毕竟还是受到尊重的”我这样想，等人群渐渐散了，我才有机会看清楚他的样子――啊！他就是刚才去理发的体面的先生，原来他就是村里人尽皆知的那位留过洋的高材生呢！可是，他究竟怎样理的发呢？
墙角边一群蚂蚁围了起来。那是什么？我蹲下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一群小蚂蚁围着一颗葡萄。我残忍地吹了一阵好大的风，把许多小蚂蚁吹开去了。只有一只蚂蚁执拗地不肯离开。我食指搭在葡萄上，让小蚂蚁爬上手指来，便把它搬运到别处去了。剥开葡萄的果皮时，我分明听见一个小男孩哼着那段熟悉的旋律：“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每个音调都唱得标准，我却不觉得好听！再看果肉，里面交错着几道曲曲折折红色的线，好像血丝一般。
我忽然感到一股绞心的疼痛。过了很久，这阵痛感才渐渐消逝。
“这里下个月要拆了”一个声音从我耳边掠过。
轰隆！我来不及回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