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大师斯托拉罗讲 《末代皇帝》中的色彩

维托里奥·斯托拉罗（Vittorio Storaro，ASC，AIC）



1940 年出生于意大利罗马。他18 岁考进意大利国立电影学院，21 岁成为意大利最年轻的掌机员。斯托拉罗是一位富有探索精神的艺术大师，善于运用色光营造冲突，表达情感和哲思，他的艺术观念启发了众多后辈，堪称当今最有影响力的电影摄影师。

主要作品

《同流者》（The Conformist，1970）
《巴黎最后的探戈》（The Last Tango in Paris，1972）《一九零零》（Novecento，1976）《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1979）《赤色分子》（Reds，1981）《心上人》（One from the Heart，1982）《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1987）《至尊神探》（Dick Tracy，1990）《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1990）《小活佛》（Little Buddaha，1993）《弗拉门戈》（Flamenco，1995）《探戈》（Tango，1998）《卡拉瓦乔》（Caravaggio，2007）

凭借为《现代启示录》《赤色分子》和《末代皇帝》创造的非凡的影像，斯托拉罗三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此外还曾凭借《至尊神探》获得过一次奥斯卡奖提名。这位意大利电影摄影师的作品还包括了《同流者》《巴黎最后的探戈》《心上人》《小活佛》和《弗拉门戈》等视觉上的杰作。

斯托拉罗因《同流者》崭露头角，该片成为了彩色电影摄影的里程碑式作品。事实上，斯托拉罗广受其他摄影师的尊敬，因为他拥有独特的艺术手法，能够将娴熟的技术和真挚而富有诗意的感受力合而为一。就像他的同行艾伦·达维奥有次提到的：“斯托拉罗是电影摄影师中的电影摄影师。”2000 年，美国电影摄影师协会热情地呼应了这番评价，授予斯托拉罗终身成就奖。

《末代皇帝》发行时，斯托拉罗正在美国电影学会和南加州大学开设研讨班，讨论他在贝托鲁奇电影中的电影摄影手段。本章采自研讨班上的内容以及后续对斯托拉罗的专访。《末代皇帝》DVD 版的发行为细致地分析斯托拉罗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机会，纳尔逊娱乐公司（Nelson Entertainment）的“信箱模式”（letter-box）版本保留了变形宽银幕的比例，使得观众能够按原始的构图观看影片。

对斯托拉罗来说，电影摄影是一种个人化的实践，他承接的每个项目都充斥了他的个人努力：“我并不是什么片子都拍，或者和任何导演都能合作。”他已经和导演贝尔纳多·贝托鲁奇一起拍摄了八部影片，和弗朗西斯·科波拉拍摄了五部，和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拍摄了三部。斯托拉罗解释说，他寻求与能跟他自身艺术风格进化过程 “同步”的导演合作。

色　谱

在影片拍摄之前，斯托拉罗会就他的电影摄影方法准备一份书面的方案，详述根据剧本设计的相应的照明风格和色彩框架。就《末代皇帝》这部影片，斯托拉罗说：“核心就是色谱。在把这部电影视觉化的过程中，我努力地用可见光来代表不同的生活。用色谱中的某一种颜色来代表生活中的不同阶段。”

斯托拉罗认为，色彩能够引发情绪的作用是有生理基础的。例如，他列举的一项研究表明，红色能够提高观看者的血压。但斯托拉罗认为他在《末代皇帝》中并没有将色彩用作符号，而是用来描写了一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观众并不需要读解颜色，”他坚持说，“无论观众多么聪明或者敏感，他们都会有相应的感受。”斯托拉罗拍摄《末代皇帝》的方法是，用不同的颜色所能引发的感受突出溥仪的人生演变——从一个皇帝，最终变成一个平民百姓。

闪回到红和橙

《末代皇帝》的开场设定在“二战”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在东北的一个火车站，曾经的皇帝溥仪正赶往革委会主管的监狱，接受“再教育”。接下来叙述的是溥仪的狱中时光，并通过闪回追溯他早年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生活，二者互相穿插。斯托拉罗将战后的火车站和监狱的段落渲染成了灰蒙蒙的低饱和度的色调，以褪色的绿色为主。就是在这个暗淡失色的世界里，溥仪逐一地回想起了那些鲜艳的颜色，由此引出了他过往的帝王生活。





在火车站灰绿色的洗手间里，溥仪割腕了。当他注视着鲜红的血液流进洗手盆，回想起了童年一个暗红色的场景，那时一伙人骑着马闯进了他家的庭院，将他从父母身边掳走。斯托拉罗用这个戏剧化的红色段落来代表溥仪的皇帝身份的诞生。“红色是‘我’的颜色，独自一人。”色谱中的这个基调代表的是生命的最初几年。斯托拉罗重申，观众并不需要思考红色画面的内涵，只需要“感受这里有十分情绪化的东西”出现。他设问道：“假如我告诉你有七种颜色供你选择，你会选择哪种来表现出生？”



这是一份《末代皇帝》的浓缩故事板，展示了斯托拉罗为整部影片设计的色谱。开场的红色血液引发了一段很长的闪回，溥仪经历了人生的红（出生以及在婚礼之夜再次出现）、橙（童年）、黄（看到朝拜皇帝的人）、绿（西洋汽车）、蓝（在出租车里）、靛（宫殿）以及紫（放片室）。



最后，毛泽东思想“毕业典礼”上的雪将所有颜色结合成了白色。

黄 和 绿

年幼的溥仪迅速被带到了紫禁城，在一个充斥着橙黄色的场景，他见到了行将去世的太后。斯托拉罗解释说“橙色代表‘我们’。它代表的是家庭的温暖。”随后这个小孩被紫禁城里的太监们侍候洗浴的场景里也充斥着橙色。当然，这里是故意讽刺性地表现溥仪的新家庭是由一位垂老的太后和一群不停磕头的太监组成的。在影片后面的部分，橙色还会出现在溥仪婚礼的夜晚，那是一个新的皇室家庭有望诞生之时。

按照中国传统，黄色是皇族的颜色。作为一个小孩，溥仪在自己的登基仪式上又遇到了他标志性的颜色。他蹦蹦跳跳地穿过一道黄色的帘子，却发现了一大群聚集起来朝拜他的人。按照斯托拉罗的说法，“黄色是太阳的颜色，它承载了光的内涵。黄色代表的是我们人生的第三个阶段——青春期，这时人的自我意识出现。”斯托拉罗指出，他故意讽刺性地表现了这个小孩过早的登基仪式：“他还没有心智成熟，他们却称他是圣明的。他正统治着整个中国，却只有区区五岁，不知道怎样治国。”

斯托拉罗认为：“绿色代表的是自然万物的重生，是春天的颜色。”它代表的是青年时期，在这个时期，人将会开始学习简单的常识。斯托拉罗将影片中的监狱时期也染上了一点绿色，就是为了暗示，溥仪的入狱标志着他成年生活的开始。在闪回段落里，这种颜色在苏格兰私人教师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送溥仪这位学生一辆绿色的自行车时曾经短暂地出现。庄士敦的自行车、眼镜和课程是促使溥仪觉醒的催化剂，他意识到了紫禁城其实是关押他的牢笼。

蓝、靛、紫

溥仪唱着“我忧伤吗？”（Am I Blue ？），就像一个消沉的歌手，开车穿过淡蓝色的城市来到他在天津的新落脚地。日本入侵了中国，溥仪也已经被人从他的宫殿牢笼里逐出。他如今在日本军人的监视下过着公子哥的生活。斯托拉罗解释说，“蓝色是自由的颜色，因为它代表的是智力。蓝色代表的是我们生命中接触到真知的时刻——三四十岁的时候。”然而，溥仪的自由只是错觉，因为日本侵略者在操纵着他。

日本人给了溥仪重新做皇帝的机会，让他统治东北。在一个被靛蓝色的窗户框住的场景里，尽管他的夫人和参谋再三警告，溥仪仍旧决定接受邀请。斯托拉罗用靛蓝色来代表一个人的五十多岁，“此时我们来到人生中权力最大的时期。靛蓝是代表权力的颜色。”而溥仪很快就发现，他追求的权力又是一场幻景。斯托拉罗以色彩作为象征的使用，不仅遍布整个影片，并且在单独的场景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在伪满洲国的一个餐厅，当溥仪跟日本官员们宣布他的夫人怀孕了时，房间的窗户闪耀着落日橘黄色的暖光。日本头目回馈溥仪的方式是向他透露：孩子真正的父亲是溥仪的司机。于是在这场戏的结尾，窗外转向了蓝色，强调了溥仪破灭的希望。

斯托拉罗色谱的最后一种颜色是紫色。“紫色是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那是托付的一刻，是将你知道的一切对他人倾囊相授的时刻，”他提出，“它是通往死亡的长廊。”溥仪的世界破碎了：他的妻子疯了，他自己被追随毛泽东的革命者拘捕了。在监狱里，溥仪观看了反映日军在东北所施暴行的纪录片。被笼罩在放映机的紫色光芒当中，他意识到了自己向日本侵略者出卖了自己的国家。这一刻，标志着他皇帝身份的死亡，他很快就向看守坦白了一切。针对这位中国皇帝的崇高称谓，斯托拉罗委婉地说道：“天子现在成了庶民。”

结合所有颜色

溥仪的皇帝生涯和狱中生活都来到了终点。在监狱被大雪覆盖的院子里，溥仪收到了他的“毕业证书”。斯托拉罗解释说：“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内心旅程，将所有的情感和见闻都汇聚了起来。将所有颜色结合在一起，得到的就是白色。”

溥仪出狱做了一个园丁。他目睹了20 世纪6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看到了他之前的监狱长当众受辱。电影的结尾是溥仪奇幻般地重回紫禁城。最后这部分是充满生机的自然主义风格，它涵盖了色谱中的所有颜色。

光 与 影

与溥仪的人生色谱相平行，斯托拉罗同样营造出了光影的演变。“我再次把生命的图像视觉化地表现为光。”幼年，在紫禁城里，溥仪被侍候他的太监与外界隔绝。为了表现这一点，斯托拉罗避免给溥仪打直射的硬光，“制造出一种类似于伞或者屏障的效果，从来不让阳光照到他身上。”

庄士敦进宫后，给溥仪带来了一些知识，也引发了一堆疑问。在一个滑稽的场景里，溥仪向他的新老师咨询各种问题：苏格兰短裙、绅士、华盛顿和列宁。斯托拉罗在师生初次见面的场景，用了硬的阳光和伴随阳光产生的影子。这些影子在溥仪命运的持续发展中也追随着他。当溥仪萌生了在东北重建王朝的错误梦想时，斯托拉罗用了低调的照明来制造巨大的隐约可见的阴影，“阴影完全压倒了光明”。

在监狱场景里，斯托拉罗用变化的阴影来表现溥仪的内心斗争。有时阴影在一个场景中变化得非常之快，例如当溥仪和他的狱友们争辩的时候。最终，溥仪重回到世上，被“和谐的光与影”照射。

寻找紫色

这样看来，作为一个艺术家，斯托拉罗要是把他对色彩及其象征意义的分析用于自己的人生，简直是再自然不过了。回顾到以蓝色为主的影片《同流者》，斯托拉罗说：“我当时正处于我的‘蓝色时期’。拍《巴黎最后的探戈》时，正处在我的橙色时期。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在寻找这两股力量的平衡，蓝色和橙色——而且现在还是！我永远在追求理性和荒诞之间的平衡，智慧与激情之间的平衡。”

“这种追求一直是我自己的生命的意义。通过在电影中表达自我，我努力地想要挖掘出我是谁，我在追求什么。我一遍一遍地拍着类似的电影，因为我在不懈地努力放大我的观念。这个观念变得越清晰，我就能越清楚地表达出来。现在的我正在寻找紫色。我还没到人生的紫色时期，但我需要理解这种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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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后浪电影学院新书《光影创作课：21位电影摄影大师的现场教学》（由后浪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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