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分享｜1970年代：过渡中的美国电影

如是｜导读
美国的影视产业是如何发展到现在的状态的？影视产业的发展是否有规律可循？看完你就知道了。

中国的80后90后甚至00后成为了当代中国的主流电影观众，电影的投资额和票房一次次超越可以想象的数量级，粉丝电影、微博营销成为新潮，作家、演员纷纷成了导演，互联网资本大量涌进电影业（当然，我们这种法律工作者也应运而生）。电影行业进入一个大投入、大营销、大收益、大风险的大片时代。在这样的变革中，很多电影人迷失方向，企图从宏观上找到一个电影产业发展的标杆，但一系列纷繁迭出的现象似乎很难参透。

我们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一本书：《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作者是托马斯·沙兹。


在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影视产业是如何发展到现在的状态的。你可以感受到，产业的发展终归是一个在规律的推动下不断循环的过程，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发展路径，恰好与当前的中国电影市场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把这本书送给各位电影从业者——或许能给大家一些指引。



70年代，大片云集的营销时代

在1970年，美国电影70%以上的经常性观众年龄在12到29岁之间，而其中大部分都受过大学教育。这些新观众更加年轻，更富裕，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上更世故，并且更了解电影，他们也试图在电影中寻找深奥的或实用的精神食粮。同时，他们也在面临着影视行业的过渡时期。由于青年市场还未完全成型，制片方依然以大众为目标，希望制作耗资更大的影片来吸引范围最广的消费者。在此之前，大片还只是电影产业中的孤立现象。但是福克斯公司投入巨大的《音乐之声》在发行的一年内得到了约7500万美元的租金，之后《日瓦戈医生》又以大投入获得了惊人的票房成就，这一切刺激得制片方信奉起高成本、强明星阵容的史诗。1952年每片生产成本在100万美元左右，1961年150万美元，1970年则达到200万美元，经过70年代的高速发展，在1979年已经高达750万美元，1980年上升到近1000万美元，另外还有700万做市场经营和促销用。

巨额的投入虽然有风险，但是确实创造了「一部影片救一家制片厂」的盈利奇迹。巨额利润的增长也得益于制片厂学会了如何更有效地在市场上经营它们的产品。发行商开始大量投放广告，并接受饱和预订——把一部影片500至1000部拷贝同时发行到全国的电影院。电影营销被摆在了空前重要的位置，片名、台词、海报、一段声音——仅仅在十秒钟的广告中用上的东西，对一部影片的成功与否都是决定性的。此外，电影的市场配套经营也受到重视，迪士尼从《星球大战》开始，不断发布影片的衍生产品，开发电影在票房收入以外的利润潜能。

如同中国电影市场当下的营销环境，一部电影火了，是出于对电影内容的评价，还是对巧妙配合的宣传强刺激做出反应，实际上很难界定。观众为一部电影做票房贡献的理由变得千奇百怪：可能是喜欢某个明星，可能是喜欢主题曲，可能是觉得导演很有魅力，可能是海报上的一句话很戳心，可能仅仅是为了赶上大众吐槽的热潮。

年轻的电影人，过渡期的转机

六七十年代的好莱坞主导影片制作者更像是两代人之间的过渡，他们坚守要塞，拼命在寻找支撑自己方位的工业。他们不仅在努力确立市场，而且还要收集编剧、导演、摄影师和剪辑师等方面的创作人才。迈克·尼克尔斯、阿瑟·佩恩、理查德·莱斯特等人，现在看来并不像是十分明确的一代，如同当下的中国，演员赵薇、作家郭敬明、韩寒等纷纷尝试导演，这并非电影产业的常态，而是在迎接一个更新的年轻化的创造团队。

新好莱坞的中流砥柱最终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除了对电影史和理论有概念性的把握，他们也掌握了影片制作过程的每一个方面，从剧本写作、成本计算、剪辑到市场经营。其中，考尔曼为新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美国国际影片公司幕后的驱动力，他引进年轻导演来参加低成本影片的生产，给了创作者自由。年轻导演们被要求在一个指定的片名和故事线索下创作，不超出成本，同时保证作品的可开发性，纳入某种程度的主题分量来抵消叙事中不可少的性、暴力和幽默。他们努力不是摆空架子，而是在影片中为观众提供信息。

科波拉从考尔曼那儿成长起来，并成为了他那一代其他人的导师。在1970年代，他导演了好莱坞历史上在评论和商业中最成功的两部影片，获得了5个奥斯卡奖，建立了自己的制片厂。之后，他开始帮助较年轻的同行进入这个行业。卢卡斯影片公司也鼓励初出茅庐或无依无靠的影片制作者，给他们以支持，或者是直接赞助一个拍片计划。在这样的氛围下，好莱坞走出了过渡时代大片云集的模式，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年轻电影工作者。规模宏大的大片和规模较小的、深奥的和具有人文主义的影片最终相互融合，再加上外国影片的竞争，好莱坞依靠广泛的商品，形成了良性的电影工业生态。

经历过渡、迎接新阶段

在变革中，不论是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还是当下的中国，都走在一个过渡阶段。资本运作的机器鼓励了一种大片的思维方式，并且影响了每一个人考虑电影的方式。对利润的追求挤跑了那些规模较小、能够使观众产生兴趣的影片，取而代之的是让观众内脏受刺激的影片计划。可是，高成本的诉诸于大众消费的壮观场面并不是形式实验或细腻的讲故事的场所。最终的产品可能在形式上极其错综复杂，但却无疑是幼稚的。

好莱坞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乐观的可能。到了1982年，那些厄运预言家不说话了，1979年观众规模下跌的趋势扭转了，斯皮尔伯格的《E. T. 》在发行的8周内，租金超过了5000万美元。由于当时的裁员和经济困难时期，制片公司和发行商对制片标准和故事品质更加严格要求，更仔细地分析潜在产品，更精心地控制产出。

而当下的中国，砸钱做特效，在几个明星、一首主题曲、一句台词的吸引下疯狂贡献票房的时代，也一定是过渡阶段的现象。或许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更多元化、同时满足商业和艺术需求的电影产业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