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纳•费舍尔，一个北欧电影摄影师

2011年6月11日，瑞典电影摄影师贡纳•费舍尔（Gunnar Fischer）在斯德哥尔摩去世，享年一百岁。

费舍尔退出影坛已有30多年，晚年只在瑞典的大学授课，几乎不出现在公众视线中，或许大多数人已经遗忘了他，可一旦报出他掌镜的作品名字，《第七封印》《野草莓》……至今仍令人觉得如雷贯耳。

费舍尔出生于1910年11月18日，年轻时在瑞典海军部队里当厨师，退伍后进入皇家艺术学院学习装饰和绘画，培养了坚实的美术功底。之后他进入瑞典最大的电影公司斯芬斯克，从摄影部门的学徒工做起，一开始他是著名摄影师尤利乌斯•詹森（Julius Jaenzon）的助理，詹森长期担任维克多•斯约斯特罗姆和莫里茨•斯蒂勒两位大师的摄影师，是北欧电影摄影风格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费舍尔从他那里系统学习了电影摄影的技术。经过七年的磨砺，在为16部影片担任助理摄影师后，费舍尔于1942年晋升为摄影指导。

在漫长的四十年职业生涯中，费舍尔和瑞典乃至国际上许多最顶级的导演合作过，例如英国导演安东尼•阿斯奎思（Anthony Asquith），丹麦导演卡尔•西奥多•德莱叶，最为人称道的当然是英格玛•伯格曼几乎所有前期主要作品，从1948年的《爱欲之港》到1960年的《恶魔之眼》，担任摄影师的都是费舍尔。

费舍尔属于比较典型的北欧风格摄影师，他们都亲自操作摄影机，较善于运用自然光。他入行的时候正值有声电影刚刚取代无声电影，德国表现主义的浪潮席卷欧洲，他深受个中影响，此外他奉《公民凯恩》的摄影师格雷•托兰德为偶像，因此他终身追求低调光、大反差的摄影风格。费舍尔善于利用特写镜头捕捉人物的心理深度，这点深得伯格曼的器重。他还倾向于冷冽的布光，所以伯格曼的早期电影中总是弥漫着清冷绝望的氛围。
费舍尔40年代后期参与的一些作品中略带写实的风味，这与当时风靡欧洲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及好莱坞流行的社会写实电影暗自呼应，然而我们还是不能将费舍尔与伯格曼合作的作品纳入现实主义的流派，因为他们一直更关心人的精神和道德状态，而非社会批评的维度。进入50年代后，那点伪现实主义的粗涩很快让位于《第七封印》里艰难的抉择，和《野草莓》式的象征主义幻梦。通过从刺眼过曝的午后艳阳过渡到微暗的拂晓晨曦，来表现人物捉摸不定的道德状态。同样是利用光线的变化，他自如地在过去与现在，梦境、现实与记忆之间来回跳跃，例如用明亮的柔光表现过去，用低调光和浓墨重彩的阴影表现现在，以及用严重过曝或者强烈的反差和超大特写来表现梦境。

费舍尔与伯格曼的合作止于1960年。尽管以作品而论，这绝对是一段非常成功的工作关系，但两人在十多年里其实一直龃龉不断，远不如后来伯格曼和斯文•尼克维斯特（Sven Nykvist）和睦。以1960年为界，伯格曼之前和之后的影像风格的确存在很大差异，前期费舍尔偏表现主义风格，画面强调明暗对比和大面积阴影。后期尼克维斯特掌镜，正好赶上感光更快的底片与镜头的问世，他的视觉处理方法主旨是淡化阴影效果，着重表现细腻的层次过渡。

那么196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费舍尔与伯格曼分道扬镳呢？

费舍尔曾说：“英格玛通常对他要的场景、调度有一个粗略的想法。他希望摄影机呆在正确的位置，他总是通过摄影机来观察演员的走位。因为他要让场景限制在摄影机的眼睛的范围内。我们一起合作了很多年，但《恶魔之眼》之后我们分开了，我觉得我们在某些方面有些看法不一致。而且他拍下一部电影的时候我刚好也在拍另一部电影，所以他选择了另一个摄影师——斯文•尼克维斯特，他很喜欢斯文，所以他们就继续合作了下去。”

费舍尔指的是伯格曼拍《处女泉》的时候他正好在帮迪士尼工作，于是伯格曼并非完全不情愿地转向了尼克维斯特，或许他早有此意——此后尼克维斯特成为他的长期摄影师。对此伯格曼的说法是：“费舍尔的想法和我的分歧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我们之间曾拥有的信任、互动已经松弛，而这对我至关重要。很大可能是因为我变得越来越专断，越来越独裁，越来越对他不敬。”伯格曼谦虚地将过错揽到自己身上，还说和费舍尔在一起让他感觉不自信，相反尼克维斯特给人的感觉更加坚韧可靠。但如果从伯格曼自身电影创作实践的发展来看，那时他对电影技术的理解已非常成熟，应该是对费舍尔的风格有所不满，觉得无法表达自己的理念了，而又无法说服他柔化其布光技巧，遂缘尽分手。

费舍尔独特的布光技巧很难找到直接的效仿者，但不能因此小看他在当时对西方电影界的影响，五六十年代黑白电影余波渐止，行将为彩色电影取代，费舍尔堪称黑白电影的最后一代大师，他和伯格曼合作的影片同时被视作当时正兴起的“欧洲艺术电影”的标志性作品，也间接影响了《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等彩色时代的黑白电影风格。

1970年，费舍尔告别了工作30多年的斯芬斯克公司，加入电视台拍摄了若干部电视片，后来和儿子一起参与了雅克•塔蒂的《游行》（Parade）的拍摄，于70年代末息影。

费舍尔的两个儿子詹斯和彼得都是当代知名的电影摄影师，尤其是詹斯，继承了由他父亲参与建立的斯堪地纳维亚传统电影美学，成就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