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国际电影节“水晶熊”角逐影片《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制片手记

2010年5月的一天，突然接到导演杨瑾的电话，他很直接的告诉我，他的新片《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马上就要开拍，下周就出发去山西筹备，要我来当他的执行制片人。于是，我在还没完全弄清楚执行制片人的含义和职责范围的情况下就走马上任了。 

6月19日——我生日那天，我们一行四个人的摄制筹备组就从北京出发前往山西平陆。车是前一天我和导演杨瑾在北京花乡汽车市场买的一辆二手切诺基，十足的一辆老爷车。下午买了车，当晚到汽修厂简单做了一个检查，第二天早晨6点就出发了。同车除了导演杨瑾之外还有纪录片摄影师司徒知夏和副导演兼场记盛嘉莹。悲催地是，全车只有我一个有驾照的司机，进了山西境内，路被拉煤车压得到处坑坑洼洼，糟的要命。我给他们几位说，我有三不开：手动档不开、夜路不开、山路不开，这下倒好全聚齐了。当晚8点多钟，经过14个小时地跋涉终于到了平陆。这时，我的背佝偻的像个老头，夜里在床上躺不下，直到去附近一个盲人按摩院做了刮痧加拔火罐才勉强睡下。就这样第二天就开始了忙碌的工作。

一、关于演员

这是一个儿童片，在剧本里，最大的群演场面是一个1000小学生群体做早操的场面。我上哪去找这1000个孩子呢？当时学校马上就要放暑假了，真那样的话，我这个执行制片人将会成为众矢之的。

     这个剧本是一个关于两个好朋友，在五年级小学毕业后其中一个小男孩到另一个农村的朋友家旅行的故事。影片的主角就是这两个小孩，我们几乎跑遍了这个县城的所有小学，这时我发现如果没有当地官方的招呼，我们连这些小学校的大门都进不去。恰在这时，我们拿到了从北京传过来的广电总局的《拍摄许可证》，这张纸为我们后来的顺利拍摄帮了大忙。

平陆是导演杨瑾的家乡，我和导演拿着广电总局的这张拍摄许可证走进了台长办公室，台长很热情，当场拿起电话给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和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打了电话。在台长给领导们打过电话后，我们又拜访了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和宣传部长，给领导们大讲电影取景对当地旅游宣传的作用，甚至举出临县汾阳贾樟柯导演的例子。于是平陆县委、县政府即刻就成了我们的联合摄制单位，宣传部长亲自把我们带到了县教育局局长的办公室，教育局局长二话没说就打电话把县直小学的校长请了过来，于是我们的第一个拍摄主场景，小学学校就顺利的解决了。同时，对于两个主演的挑选，全县范围内的所有小学生任我们自由选择。平陆县宾馆还为我们提供了在县城拍摄期间整个剧组的免费住宿支持，县客运公司为我们调来两辆公交中巴作为剧组免费用车，片中雨戏要用的消防车也一并免费解决。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

     在几千个孩子里面去找合适的主演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导演有自己的方法。影片里有一个情节，一个小主人公给另一个小主人公讲一道逻辑关系极复杂的算术题，请原谅我要啰哩啰嗦的把它复述出来，不过相信你看完下一段后就明白原因了：有3个人去旅游，晚上去投宿，一晚30元。三个人每人掏了10元凑够30元交给了老板。 后来老板说今天优惠只要25元就够了，拿出5元命令服务生退还给他们， 服务生偷偷藏起了2元， 然后，把剩下的3元钱分给了那三个人，每人分到1元。这样，一开始每人掏了10元，现在又退回1元，也就是10－1=9，每人只花了9元钱， 3个人每人9元，3 × 9 = 27 元 + 服务生藏起的2元＝29元，还有一元钱去了哪里？

     导演组把孩子们分为6个一组，每一组进来时导演杨瑾都不厌其烦的把这道题讲给他们听一遍，然后让他们一个挨一个的复述。导演说，在大庭广众之下，能把这道复杂的题复述完整，首先证明这个孩子的心理状态和记忆力都不错，足以胜任未来影片中台词的任务。那些不禁能复述完整，同时还能讲的声情并茂活灵活现，那这个孩子就天生具备较好的表演能力了。于是就是这种最简单的笨方法，我们发掘出了10个主演的候选人投入培训。之后通过台词、表演训练，在15天后通过综合考核，最终确定了2个小主演。

      另一个女主演——小波的姐姐却迟迟没有着落，这实在是急死人，到最后我们甚至直接开车到镇上去找。一天傍晚，我和导演杨瑾、摄影师在集镇上开车看到一个清秀女孩骑着电动车迎面而过，我立马调转车头追了回去，但在一个十字路口，那个女孩早已经不知去向。最后在路口的杂货店老板那问到了那个女孩的姓名和住址，找过去，见面后大家都感觉这个女孩还不错，但导演杨瑾有些迟疑，觉得不是自己剧本中的那个人，但可以作为备选，如果最终实在被有更合适的就用她了。

     也许一部影片真的有它的命运，所有的一切都在那，只能等你去发掘和寻找。离开机只有一周了，我突然想起北京的一个朋友老家就是山西运城，于是抱着一线希望给他打了电话。没想到他说自己有一个朋友，在晋城话剧团工作，形象条件不错不错。我马上拉上导演杨瑾驱车近百里到了运城，等和那位女士见了面，立即傻了眼，因为之前匆忙没说明年龄，这是一位40多岁的女士，而我们要找的是一个20岁左右的女大学生。我们很沮丧，那位女士也很失望，她临走前随口说了一句，也许我的女儿会合适。但她的女儿不在家，她说可以回家把照片拿给我们看。照片拿过来了，导演杨瑾说他当时一眼就看上了，于是就有了影片的女一号。因为这个女孩从小在城市长大，而女主人公是一位在农村土生土长的女大学生，于是后来导演要求我们把这个女孩送到农村去体验生活，学习井上挑水和灶台做饭等农村基本生活技能。我们把这个女孩送到一个村子，在我们开车离开时她哭的跟一个泪人似的，不知道随行的纪录片摄影师有没有抓住这个精彩镜头，呵呵。

主演确定了，那些次要演员还没影呢，直到片子已经开机，片中小主人公的外婆和奶奶还没找到。其中一位我们是在一个村子里的基督教堂里找到的，我很诧异，在这么一个偏僻道路崎岖的村子里，居然能隐藏着那样一座像样的教堂。另一位老人是在小镇上的菜市场里找到的。当我们向一位老人发出邀请时，老人发愁的说，我的西红柿还没卖完去不了啊。我说你这一筐多少钱，老人家说50块，我说我们给你100块，你去帮我们演一天吧。现在想起来那个情景，当时自己一定像个土豪，呵呵。老人同意了，于是全剧组午餐时每一桌上都多了一大盆白糖拌西红柿，足足吃了两天。

二、关于场景

主场景之一的学校前面已经说了，通过教育局长的一个电话已经顺利解决了，不再赘述。

另一个主要场景是一座煤矿。听当地人说，因为矿难频发，煤老板们最怕的就是被北京来的记者曝光，他们甚至在进煤矿的山门上远远地布置了瞭望员，有的人甚至说他们雇了狙击手，开着北京牌号的车还没进山就会被猎杀了，这听起来的确有些恐怖。我们通过当地的县政府官员打了招呼，再到镇上拉上镇领导一起去跑煤矿。虽然由政府出面，但那些私营煤矿主还是心怀芥蒂，不大愿意。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愿意的，矿区景观又不合适。最终发现了一座国营的废弃煤矿，它的规模很大，据说鼎盛时有几百人，但现在只剩下两个看门人和一对厨师夫妻。这个煤矿离县城的驻地不到100公里，但全程都是毗邻黄河的盘山路，及其险峻和崎岖，一路坑坑洼洼，开车单程就要近3个小时。于是我和导演商量，决定把全组的住宿地移到煤矿来。这简直是一个艰巨的工程，剧组要住的窑洞是原来矿工们住的宿舍，它的格局就像延安的窑洞，上下三层。矿工们住过的窑洞，还是三年前废弃的，扔满了发霉的臭袜子和破棉被，一片狼藉。那天下着雨，我带着两个当地临时招募的制片，整整苦干了一天，终于在全组过来前整理出了20个窑洞。这时，我们三人相互看看不仅哑然失笑，只剩牙齿是白的啦，活脱脱的三个刚出矿井的矿工！

     因为是背阳的窑洞，里面异常的潮湿和阴冷，虽然是在7月，每晚居然要盖着棉被才能睡。第二天醒来时，被子就会像泼上了水一样湿重，于是，大家每天起床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被子抱出去嗮，要不当天晚上便决没办法再睡，这个要命的地方我们拍了一周。

片子中另一场重场戏的拍摄景地是在一条小河流入黄河的入河口，但按照剧本要求，这条小河必须一条清澈见底的河，在大远景里能泾渭分明的看到一条清澈小河与浑浊的黄河的清浊交汇。

这可难坏了我。当地由于长期以来地下煤炭的过度开采，地上河十有八九全部渗漏干枯。一周中，我几乎沿着黄河跑遍了平陆县的每一个乡镇，但看到的都是干枯的的河床。我几乎绝望了，不禁仰天长叹：上帝啊，请赐我一条小河吧！后来我想到一个好办法，用谷歌地球找，看到卫星图上翠绿的小河沟马上就会驱车跑过去，但希望很快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都是干的。我心里不禁在骂，这谷歌提供给中国人的卫星图该不会是十年前的吧。在坑坑洼洼的山道上，奔波多日，终于把我放在后座以上的IBM电脑颠坏了，后来回到北京去检查，维修人员说主板坏了，彻底废了。

终于依靠万能的谷歌地球在平陆与夏县交会的老鸦石找到了这样一条河，一条理想中的河。经过多日的奔波，当这条河出现在眼前时，我、纪录片摄影师司徒知夏还有司机老杨无不兴奋的手舞足蹈，旋即麻利的脱光了衣服跳进了河里。这猛然的清凉让连日焦灼燥热的我第二天就彻底病倒了。

     真正要命的事情终于出现了。第二天清晨，我把剧组带到了河谷，戏在小河对岸拍，大家都要下水趟过去，我因为发烧只能一个人留在这边。一个黄河滩上闲来无聊，就蹲下来拣石头玩。无意间抬头一看，不禁有些纳闷，这远离村庄的地方怎么会有狗？猛然间我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一匹狼，这匹白色略有银灰杂毛的狼向我跑过来，离我仅有10多米的地方，我“嗖”的站了起来，那狼显然也被我吓了一跳。起立时虽有些慌乱，但我下意识的还是抓起了一块硕大的鹅卵石在手。狼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但眼睛却死死地定着我不放，那一刻我意识到了死亡的气息。我们就这样彼此静静的对视着，盯着，我猜想那狼也和我一样在揣测着对方地意图。足足有20秒，可能那狼估计自己也得不到什么便宜便转身悻悻而去，但并不是跑，而是很慢的走，慢地悠然而不失尊严。而我，汗水则早已湿透了背，这时剧组的成员还远在河对岸的山凹里，如果狼扑过来地话估计他们连我的呼救都听不到。

等狼离开我有50多米地方，我才拿出了手机，给它拍了一张照片。剧组伙伴们回来时，我告诉他们我碰到了狼，大家都以为我在开玩笑，等看了照片所有人的嘴巴都成了“o”型。

三、拍摄过程中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

第一天刚进组，就被人来了个下马威。当天晚饭时，还在饭桌上，灯光指导就当众向我发难：制片老师，我的房间太小了，希望你能给调一间大的。这个酒店的条件的确一般，但已经是当地县城最好的酒店，而且是在县领导的协调下，人家酒店免费提供住宿赞助，统一提供的两人标准间，怎好挑三拣四的再麻烦人家酒店。我很早就听说过各种关于“灯爷”们各种飞扬跋扈的传说，但的确没想到居然能到这种地步。怎么应对？为了不伤和气，我只能忍，笑着说：我的房间也许大些，你如果不嫌麻烦的话我们可以换一下。他没话了，不曾想在晚饭后，他竟然真的敲门来我房间看，但发现我的房间其实和他的一样大时，不好意思的冲我笑笑走了。也许之前他以为我故意给他分了小房间，有意欺负灯光组的兄弟，其实我一个制片新手哪有这么老谋深算。后来工作中发现这哥们倒真是个一来直去的人，没什么坏心思，手艺也不错。

在演员选拔阶段，出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县里一位中层领导通过宣传部的干部给我和导演传话，想让自己的孩子担任影片男一号。我们通过面试发现这是一个标准的“三好学生”，拘谨而又内向，显然不符合角色要求，就委婉的拒绝了。不想马上遭到了传话人的暗示：如果不能让这个小孩演，这部电影就别想在这个县拍了。最后经妥协和周旋，导演同意给这个小孩在影片住担任群演才勉强解决。

麻烦的事远不只有这两件。影片的最后结局镜头是在一座黄河渡口码头，之前看好的景，等开拍那天全组开过去了，却发现不知何时，黄河里多了一条捞沙船，用沙子把码头上堆起了一座大山。这时还在发烧的我赶紧开车跑到镇政府找到一位副镇长，亲自到码头，他从河对岸调来一台推土机，用了两个多小时，才把挖出的沙子重新又推进黄河，清理出码头原本的模样。

     连续重压之下，大家都变得有些不淡定，终于有一天，我和执行副导演在收工后吵了起来。原因很简单，我按照导演组的拍片计划，提前安排好了第二天的交通、住宿和用餐方案，副导演说有改动，我就按照他的改动通知了相关单位，刚安排好，他又说还回复一开始的计划，于是我火了，他也火，激烈到差点动手，现在想来那个可笑啊。

     导演杨瑾是一个和气的人，性格很有包容性，但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拍戏时小孩和动物是最难搞的。这是一部儿童戏，里面的两个主演是两个11岁的小孩，他们关系很好，一起吃饭、一起洗澡、一起睡觉。可是就在一天夜里，负责照顾他们两个的生活制片突然跑过来告诉我和导演，说这两个小孩躲在卫生间，反锁着门在里面打架。我们赶过去，隔着门听见一个孩子在扇另一个孩子耳光，声音很响。一开始导演杨瑾隔着们还在苦口婆心地劝，请求他们把门打开。但他们迟迟开门，于是杨瑾怒了，飞起一脚踹门，第一脚没踹开，于是他后退几步助跑准备再用力踹。我连忙拉住他，如果这脚揣上门开了还不得把里面的两个孩子给弹飞了？孩子们受了前一脚的惊吓，这时把门打开了，杨瑾冲进去猛一阵大吼。当晚睡前，我们都不禁有些担心，两个小家伙交恶会影响第二天及接下来所有戏的正常拍摄。不想，第二天再见到他们时，这两个小家伙又好的像兄弟，仿佛昨晚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前期拍摄完成之后，导演又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里面的15分钟动画部分。影片入围展映了柏林国际电影节，并有幸角逐水晶熊奖（最佳儿童片）。在揭奖当晚，我在国内看到新闻报道我们的影片并未夺冠，我给远在柏林的导演杨瑾发了一条短信：得不得奖都不影响它是一步优秀的电影，拍这部电影的岁月对每一个参与者都会是一段难忘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