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青年电影展电影公开课回顾I李睿珺谈青年导演之路

本文来自：重庆青年电影展

在上一届影展电影公开课中，我们邀请到李睿珺导演做客山城，紧密围绕“青年电影人”这一主题展开，从学界、业界等不同视角，揭秘探讨在大环境遇冷下，青年电影人该如何保持商业性与艺术性的平衡，以及未来电影创作的路径与选择等问题。

主讲人：李睿珺

李睿珺，1983年出生于甘肃高台，2003年毕业于山西传媒学院，中国内地导演、编剧、制作人。

2007年，独立执导个人第一部电影《夏至》，该片获得第9届希腊国际独立电影人电影节最佳影片特别奖，并入围了第37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2010年，执导剧情片《老驴头》。

2012年，凭借执导的乡村片《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获得第5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青年导演。

2014年，自编自导剧情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同年，执导的亲子公益片《有一天》获得第6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公益影片奖。

2017年，自编自导的剧情片《路过未来》获得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大奖提名。

主持人：李骥

李骥，青年编剧、制片人、出品人。作品《白云苍狗》获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一等奖，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亚洲新人奖最佳摄影、最佳男演员提名，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国产新片展推荐表彰奖，第14届华语青年电影周年度新锐技术。

主持人：第一次见您是在《路过未来》的重庆路演，第二次是在电影家协会。非常感谢导演来到重庆。昨天也跟您聊到了您的家乡——甘肃，我们知道很多青年导演走上创作之路都是从想要展现家乡开始的。我记得您说过一句话：“我认为这个时代至少在市场上是最好的黄金年代，但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活动现场图

李睿珺：我从2006年开始拍电影，2006年我国银幕总数还没满4000块，现在6万多块，那会大环境不好，艺术片更加艰难，250万（人民币）的投资对于我们当时来说是巨大的成本。现在可能一部导演的处女作投资都要达到8000多万（人民币）。但接受了巨大资本，就意味着妥协，资本越大，电影越不纯粹，对于青年导演来说，必须警惕盲目的被资本带走，因为电影是一群人的工作，一旦开始，很难回头。当电影的制作成本巨大时，我们需要反思，是否还能按照小成本去完成它。比方说我在拍摄《路过未来》的时候，制作成本达到1000万（人民币），80%的要求都被实现了，但好像许多人更喜欢我30万（人民币）的电影，所以我认为，电影的好坏和金钱没有太大关系。

我用50万（人民币）的制作成本去拍摄我的家乡，但在工业体系中50万的制作费连像样的道具师都不找不到。我高中学美术，所以服化道的工作都是我自己来做，节省制作成本。这部电影有一组收割水草镜头，很多人说他喜欢，但这个场景的制作费用是整部电影里最廉价的。2001年航拍无法实现，于是我们想了很多方法，方案一是用船，但我考虑到机器的价格比船昂贵，万一不慎机器落水，我赔不起。于是寻找更安全可靠的方式。方案二是一个800块钱的气垫船，但不现实在于，河内有杂物，气垫船被戳坏，机器会落水。直到最后，我在河边遇到一养鱼人，发现他用一块泡沫板划在水上，又结实，又稳定，还很廉价，觉得不错。最后是从一个小学同学家里找到了类似的泡沫板，花了30块钱把它拿到剧组的。摄影机，跟焦员两个人上到泡沫板，我推着泡沫板进行拍摄。现在想来，这种东西只有在你没钱的时候才会想到，反而创造出美学，如果当时金钱充裕可能会选择航拍，但是却违背了整部电影的气质。我每次去影展都有学生问我，说他们现在找不到投资，很难拍摄电影，我就举例帕纳西导演，都被伊朗政府软禁了，但是还是继续拍电影，其中就包括《出租车》，导演坐在司机的位置上，用了三台摄像机，谁说话就拍谁。我想过这部电影如果是我来拍的话，制作成本应该是两万，最后他拿到柏林金熊奖，让我触动很大，人家也没有被资金限制。

除非说导演有自己的定位，比如说定位于商业电影，科幻电影，古装玄幻，亦或者武侠题材，这些类型电影它确实就会牵扯进巨大资本，没有一定资金的确无法实现拍摄。但如果涉及到现实主义题材的，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金钱不该成为限制拍摄的最重要原因。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全影像的时代，抖音，快手的出现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制作剧情小短片，只不过可能在制作手法上没有那么讲究，但都可以通过影像去展现生活，传递温度。

电影：《路过未来》《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主持人：通过您的描述，我感触比较深的还是您在拍摄电影时情绪的享受。还有您提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抖音，快手带来的拍摄门槛降低的问题。

李睿珺 ：数码时代的来临让电影彻底从笨重的工业体系中解放出来，我上大学那会，全校 2000多学生，但据我了解，只有两个人有PD150（摄像机），它像一个迷你版录像带，大概30分钟的素材限制，拍到40分钟就不得了，我当年批发了许多这样的录像带去拍摄的《老驴头》，现在随便一个学生剧组都要比这个高档。后来5D（摄像机）出现，一下提高了低成本电影的美学，最后2k摄像机出现，又解决影像噪点问题，所以在今天，完成一部影片没有那么复杂。

电影：《老驴头》

主持人：您对胶片电影有什么看法？

李睿珺：很贵。一卷胶卷只能拍36张，但是电影一秒钟是24格，24格相当于24张照片的概念。十分钟的胶片电影制作成本都很高昂。所以说，数码时代对于影像创作来说极其方便，朴赞郁当年还带iPhone4拍的作品去了柏林电影节，对于今天来说，技术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你对这个东西的热爱的程度和你内心的创作冲动有多少。技术门槛降低，随时有机会去练习，青年导演要学会经常布置些命题作业给自己，比方说：5分钟去拍摄一个人的无聊怎么拍？20个人在同一个镜头中出现，场面要如何调度？还有手持摄影时不断去寻找可能性。不要因为懒惰给创作找多余的借口。

活动现场图

主持人：我有过对抖音快手非常抵触的时期，您呢？

李睿珺：我在飞机上看过一篇文章，是关于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被抖音号挖墙角的研究，作者发现许多电视台专业编导创造不出抖音想要的内容，最后只能进入传媒公司重新培训。

主持人：时代在推着我们前进。

李睿珺：对，有危机感，我2003年从学校毕业，既需要在电视台工作维持生计，又是真人秀编导还要兼职婚礼摄像，虽然累但也带给我大量的练习机会。比方说我拍摄一场婚礼，经常浸入其中找乐趣，思考景别的转换或者无剪辑的尝试。经验丰富后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减轻了自己的工作量，让我现阶段写剧本时不再盲目，会下意识思考构思内容会不会被后期剪掉。无意义的东西不会再拍。

主持人：编导一体对于行业来说时非常重要的，但要把这一观念传递给学生，让他们真正掌握，还是困难。很多同学认为，只要他打开摄影机，就是在拍电影，只要语文成绩好就能写剧本，还持有这一种观念，其实是不符合电影创作实际的。

李睿珺：对，当他们没有进入工业体系，处于学生阶段时，很难完全信服创作规律。就像小孩走弯路，必须要走，但讲这么多还是希望大家少走一些，人类为什么发展那么慢，正是因为前人总结，我们重复。

主持人：想和您聊一下《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的创作灵感。

电影：《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

李睿珺：我习惯手写剧本，经常背着书包去书店创作。当时在书店发现了一本苏童老师的书——《我乘白鹤去了》，名字特吸引我，读了两遍。在这过程中，文字转化成画面连绵不断的浮现在我脑子里，甚至出现了割水草的这一场戏，当下就觉得这本书是为我而写的，身体里本能流露出的心动让给我认识的所有人打电话，但是所有人都劝我放弃改编这本书的想法，我也十分理解。苏童是一线作家，而我当时是一个完全没有知名度的小伙子，咖位离得太远，我无法反驳。但还是想拍，于是接下来那段时间每天去书店，偷偷把这本书改成剧本，想着有机会遇见苏童的时候再把这个剧本给他看，如果被喜欢就有可能。直到最后被授权，我都没好意思对他说这个剧本其实已经写完很久了。《我乘白鹤去了》于我而言，不是我选择了它，而是它选择了我，这不是目的性强的一件事，而是一股情感进入身体，如果得不到呈现就会十分遗憾。但我之前一直不知道苏童老师看过这部电影后的感触，直到《我乘白鹤去了》入围威尼斯，在苏童老师回答记者提问中，我才知道这是他所有影视改编作品中，唯一看哭他的一部。

主持人：青年导演参加各种影展拓宽自己的视野是非常好的现象。

李睿珺：有机会去影展看看，非常好，最近的有东京和釜山电影节，机票往返2000人民币，找个普通旅馆住下就行了，花销并不大。主要为了开拓视野。每一年好的电影都往这些影展里投。只有优秀作品看多了才有更清晰的想法和启发，不要把视线桎梏于国内。

主持人：《那人那山那狗》的导演和摄影师在谈及创作趣闻中提到，他们这部电影有一场纸飞机飞旋的镜头，但山顶有风，长焦捕捉焦点有难度，于是折了一堆纸飞机备用，一群人安静等风，没想到第一个镜头就顺利捕捉到焦点，且全程无风驶过，等过了这个风口，风马上就来了。这些细节让我觉得你们很像，像这种拍摄过程中物我两忘的超然状态。

李睿珺：拍电影像在跨栏短跑，障碍未知或已知，跨完了就拍完了。

活动现场图

主持人：我们又说回到影展的问题，像欧洲电影节开幕式，影片开始前先放十分钟商业广告，这在国内的影展上几乎闻所未闻，您是怎么看的？

李睿珺：欧洲的影展的活动资金30%来源于广告，30%来源于政府资助，30%来源于票房，像这种非盈利机构的举办其实是非常不易的。如果一个地方能够有一个电影节，它对这个地方的文化生态，影像教育和大众对影像的认知改变无疑是巨大的，而不是说我在这个影展上拿到多少项目或者我在影展上找到了多少钱。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在于，是否能通过一个影展来吸引更多的人来看到当下的中国，或者中国以外的作品和青年导演，探讨制作电影的新方式，让观众看见电影的无数可能，从而去提高我们普通大众对影像的认知和审美。当大众审美提高，才提供给更多导演创作的自由空间，才有老板敢于做出新的尝试，一个影展对于整个产业生态功能巨大。像威尼斯电影节，观众愿意排长队买票，下雨还在等，票满了就去下一场再排。在国内影院，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不时有人抖腿不时有人打开手机让亮屏刺到别人的眼睛，甚至盗摄，但这在国外的影院里几乎没有。所以才说，世界艺术电影中心在欧洲，影展培养观众，那里的小孩从小就能看到威尼斯电影节上稀奇古怪的各种创作，他们包容度更高，看电影成为当地一种文化消费的习惯，反过来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批观众才促进影展的举办，我们要感激青年影展的策展人，它为创作者培养了一批观众，这批观众会在未来与我们发生关系，高校的艺术教育能改变的只是极少部分的人，但影展面向大众，交流方式更加丰富多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重庆青年电影展。

主持人：我们的现实情况是，电影里出现一个棺材都可能被大妈质疑。

李睿珺：有质疑就有拓展，有思考就有改变。《我乘白鹤去了》在影展放映时遇上一老太太，就是早上出来买菜，看到有免费放映电影的场子过来吹吹冷气，当时看到电影名字的那刻起，就对我产生了某种质疑，但看完后，她是喜欢的，说她之前从未看过这样的一部电影，后来她想再带亲朋好友些过来看。就因一个人，改变了一家人对电影的认知。

主持人：“有烂片是因为有垃圾观众”引发网络舆论，您是怎么看的？

李睿珺：观众觉得被冒犯了。但实际上我们的审美仍需提高，为什么戛纳威尼斯没有这些烂片，为什么我们有? 如果威尼斯选些烂片进行放映，一定会引发当地观众的强烈质疑。先有影像后有理论，我们的评论是在总结创作经验。艺术最重要的精神是原创，不是流水线上的杯子，艺术品一定是独一无二的，艺术最重要的目的是交流。交流是平等的，无高低之分，我们看待电影的心态一定要更开放一些。

观众QA环节

活动现场图

Q1:《我乘白鹤去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都有玄奘取经这一典故，想请导演讲一下这个创意点。

李睿珺：因为我家处在河西走廊，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外来文化输入的关口，玄奘取经来回都是从这经过的。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佛教里有白马驮经的典故，但是在结尾时，我们发现一个一千多年的寺庙，所有的僧人都要离开它。信仰曾经千辛万苦来到这片土地，但一千年后，信仰又逐渐离开，对我有触动。

观众提问现场

Q2:凡是现实性就有局限性，您在拍摄现实题材时最大的局限性在哪呢？

李睿珺：现实的局限性在于中国地大物博，不同种族地域有历史和文化的壁垒，很多人不了解甘肃，也不知道那片土地上的人在怎样生活。现实题材是在尽可能地拓展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我看了豆瓣对我电影的评价，发现60%都属于误读，比方说，我的电影在甘肃放映不需要解释的问题，在重庆放映就不一定了，这属于地域上的局限。生活的局限性，在于受众面。在今天我们的院线电影都以商业电影居多，没有娱乐属性的电影在国内观众眼中是否算得上“真的“电影。之后就是政治和制度层面的局限性，创作者积极反映当下人们的精神状态，势必会牵扯到制度，民族，审核的问题。还有一个局限是教育层面的，60、70后采访第五代导演时，问及他们的电影是否在“贩卖苦难，博取西方同情“。到了第六代导演，这个问题依旧被拿到台面上去质疑发问。新教育机制的出现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因为90后记者依旧这样采访我，这让我产生思考，为什么从第五代到今天，很多人看待现实题材的角度依旧没有发生直观变化，他们甚至都没有用到这个时代专有的词汇进行采访。而且我觉得以上几种局限性，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只不过具体表现有差异。

Q3:我是00后，我很想说我们这一代人受到漫威DC影响挺大，我的很多同学觉得文艺片挺难看的，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李睿珺：文艺片和商业片是两个东西 ，他们有各自的观众，你擅长火锅，我擅长小面，别混合，供需关系不一样。超市货架都分类了，细分电影也没有错，以免观众进去之后被误伤。比如我作为80后，我们可能在20来岁的时候也是这样。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特别爱喝可乐，我觉得味觉上有刺激，每天都买大瓶的，但我现在觉得还不如矿泉水有意思。你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而我也从那段经历过来而已。你没法要求一个五岁的孩子说十岁的话，做十岁的孩子应有的思考。

Q4:您的下一部作品准备什么时候开机？

李睿珺：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有些资方带着热情来要剧本但三五个月不给任何消息，还有些刚从大学毕业的一些文学策划，没有任何创作经验，就来随意否定你的一些方案，提一堆意见。机制首先有问题，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拍。但昨天我写了个剧本，关于两个人的一年四季和土地的关系，想着用自己的机器去拍，也挺好。

Q5:您的电影里涉及到小演员的部分比较多，可以简单谈一下指导经验吗？

李睿珺：我们家在一条巷子上，我在附近找最调皮的小家伙。在一个教室里我问三十个孩子“谁想要拍电影“只有十几个孩子过来，再让这十几个孩子尝试表演，最后把能表演的七八个孩子接回家开始培训，模仿鸡狗，解放天性。再挑选，其实就是优胜劣汰，自然法则，但需要时间，你要和小演员变成朋友。

Q6:导演，怎么样平衡资本和自身？

李睿珺：最好事前就与资方说清楚，合作是双方的。比如说《家在水草丰茂》关于是否登陆院线的问题。和资方沟通后，他们表示：“这部电影可以上院线，赔了也没关系“，最后结果是，80万票房，宣发费200万，赔了。但我和资方现在还是朋友，所以，不要为了达成目的而让自己陷入到更深的窘境，和资方两败俱伤。

Q7:创作过程充满焦虑，学到的知识不够支撑想法。

李睿珺：很多人怕麻木，没有焦虑，如果剧作基础薄弱，不知道怎样下笔，那就把想法口述给别人听，再动笔一场戏的一场戏的完成它。不动笔，你永远意识不到问题出在哪。

想法和现实有撕裂感，脑子里的想法与现实的创作有出入。

Q8:想法和现实有撕裂感，脑子里的想法与现实的创作有出入。

李睿珺：眼高手低 ，这时你就需要大量学习去靠近你脑海里的构想。很少有人能一下子达到自己想要的高度。建议你先拍五分钟小短片将想法实践出来，再拿剧本和短片一起找钱。做电影，动手能力很重要，半个月写不出一个字的情况我也有，但是我每天都要去书店写，哪怕是坐着。给明天留点期待，今天干嘛要全部写完呢？

Q9:电影是集体的，所以不存在作者电影这一说法。您是否认同这个概念？您是真正的作者吗？

李睿珺：当然了，不论作品是什么，导演都是作者之一，从立项到筹备，陪伴一部电影的最久的人就是导演和制片人。如果没这俩人这部作品无法呈现，只是说一部电影的作者谁更主要谁更次要。中国电影是导演中心制，在好莱坞是制片人中心制。新浪潮的作者电影是偏艺术的概念。我认为任何的艺术品都带有作者性。

Q10:看您微博上提到，看一部电影先不要看别人的点评，您到现在还是这样认为的吗？

李睿珺：《罗马》这样的片看前的确需要做功课，首先得为这个故事去了解事发背景，当地习俗。每一个观众都是一个独立个体，艺术首先是沟通和交流的东西，公众号点评很容易造成一种群体压力，让许多观众无法做自己。我希望观众不要变成别人的传声筒 ，失去自己的立场，学会踊跃的表达。再权威影评人也是一家之言，况且艺术哪有对错，只有喜恶和无感。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表达，用自己的大脑去独立思考，说不定你也会成为一个特别有名的影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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