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投资合同中的第三人欺诈（一）

电影投资合同，尤其是溢价性份额转让类电影投资合同，合同的签订许多是由第三人促成的。此处的第三人，是指与缔约方无劳动关系的人员，既非职员，也无代表或代理关系，甚至连辅助关系都不存在的外部人员。该类人员多为为缔约方提供“外包”销售服务的供应商，通过促成交易而收取佣金。缔约方所唯一关注者是订单，追求的是成交量和成交额，至于作为外部合作者的第三人如何开发客户，乃至如何向客户推介电影项目，缔约方一般不会关心。第三人与缔约方在“成交为王”上形成默契。因此，第三人为促成交易、收取佣金可作任何夸大宣传、虚假承诺，收取佣金后便可“消失”，不必担心承担法律责任；缔约方收到投资款后便可切割同第三人的关系，可称第三人并非公司职员，其所作所有承诺缔约方概不负责。如此，便陷入死循环：合同是同缔约方签署的，但缔约方未作承诺；签约是基于对承诺的信赖，但承诺者又是第三人，不能代表缔约方，可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但第三人已然失联。最终，投资者只能自尝苦果。本文认为，第三人之表述未必不能影响或归之于缔约者，若构成第三人欺诈情形，投资人仍可撤销合同，要求缔约方返还投资款。

为便于问题的考察，本文假定如下情形：A为投资人，B为股票讲解师（第三人），C为电影投资公司职员（缔约方职员）。在微信股票交流群中，有包含ABC在内的众多微信好友。B是群主，最初是讲授股票经验，后开始推荐电影项目，对该电影项目做诸多夸大、不实宣传，C便是该项目电影公司的职员，也在群中，虽然B不实宣传并非由C作出，但其迎合了B，在群中承接B的言论，并未否认。后A基于B之宣传及收益承诺而联系C,直接与C所在公司D签约，认购影片投资份额。最后巨额投资无任何回报。而交流群已经解散，无法找到B，在与D交涉中，D称先前承诺与宣传均系B作出，应由B负责，D仅按合同履行，对缔约前B的行为不承担责任。

本文认为，在上述的情境中，第三人B的行为构成欺诈。基于该欺诈，A可撤销与D签订的影片投资合同。我国《民法总则》填补了《合同法》空白，创立了第三人欺诈制度。《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因此，根据主体不同，我国将欺诈分为当事人欺诈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欺诈两种情形。两种情形均可导致合同的撤销。第三人欺诈致合同撤销的构成要件应包含：一、第三人实施了欺诈行为，该欺诈行为的定义应同当事人自己实施的欺诈行为的定义无异；二、对方的主观状态应该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即对第三人的欺诈行为内心是明知或应知；三、有学者认为，对方应通过第三人的欺诈行为而受益，本文亦持此种观点。在当事人欺诈制度之外再设第三人欺诈制度的价值在于，对方在订立合同之时便已经知道第三人对相对人实施了欺诈行为，相对人的意思已经不自由，其意思表示存在瑕疵，对方放任不予制止，则其对合同的期待建立在违法的基础上，并非正当信赖，自然也就不会受到保护。

在本文所论案情下，B实施了欺诈行为，其虽为第三人，但其实施欺诈的场合是交易主体的A与C同时在场，C能代表D。C知道B实施了欺诈表述，依据诚信精神其本应纠正，但其默示且迎合，主观存在明显过错。在该情形下，C系利用B的欺诈行为来实现其与A签约的目的，其通过B的行为获益。反过来假设，若C对B的表述予以纠正，告知A真实情况，A是否还会签约？还会投资？从其后来的结果来反推，A应该不会签约。基于真实的事实，D无法获益。因此，在该案中,B实施欺诈行为，D是明知的，A可以以B欺诈为由撤销与D签订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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