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伟强：每部电影之后，我都会检讨自己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香港电影步入黄金发展期，老式的电影院经常人头攒动。在观众群中，有一个顽皮的小男孩，他天生好奇心重，喜爱看各种类型的电影。但是因为家境贫寒，只能在趁人不注意时，偷偷溜进影院，坐在角落里。

那是小男孩很珍贵的少年时光，大银幕的光影魅力彻底打动了他，让他跟着银幕中的人一起欢笑，一起落泪。

一晃四十余年，曾经的小男孩依然会悄悄地走进影院，在座无虚席的影厅里像个孩子一样席地而坐，他不仅关注着银幕上的内容，更悄悄的捕捉观众的每一个反应，这个小男孩就是现在的刘伟强导演。

“电影是有魔力的，银幕的光打过来，就好像给到观众一些神奇的力量。观众会接收到很多讯息，然后产生许多种不同的情绪。”当刘伟强和我们讲到这句话时，整个人神采飞扬，满眼是遮不住的朝气，如少年一般。

在今年，市场上有三部刘伟强主导的电影公映，分别是由他监制的《烈火英雄》和《使徒行者2：谍影行动》（以下简称：《使徒行者2》），以及由他执导的《中国机长》。根据灯塔数据显示，截至撰稿，三部影片的累计票房已达50.72亿，其中，《中国机长》凭借26.82亿的票房，跻身影史票房TOP10。

日前，我们对刘伟强进行了独家专访，对方回应了一些有关《中国机长》的映后热点，以及分享了一年内如何保质保量、准时完成三部影片的工作经验。

《中国机长》是剧组全员的危险挑战

“扎西德勒。”

电影《中国机长》的前段剧情中，有一位乖巧可爱的藏族男孩让观众印象深刻，甚至一部分人说，看到男孩用藏语问候机长，是他们的第一个哭点。谈及这段情节，刘伟强表示，真的没有想到效果会这么好。而且，也不是他和编剧提前设计好的。

在影片拍摄的初期，刘伟强和编剧做过有关乘客的讨论。一个飞机上有100多位乘客，理应体现人生百态。既然是飞拉萨，首先藏族乘客应该很多，在这当中，可以有一组母子。其次是去拉萨旅游的人，再有就是去拉萨打工的四川人。做好了乘客画像，刘伟强开始挑选CASTING团队提供的演员。

“我看见他（藏族男孩）的照片就决定要他了，他的第一张照片是在跳舞，很厉害的。”刘伟强对藏族小男孩“一见钟情”，而后，这位藏族男孩果真表现出色，扛得住训练，表演有灵气。

看到男孩很优秀，刘伟强决定给他加一些戏份。通过瞬间的灵感激发，他策划了男孩与机长互相问候的桥段，代表着机组与乘客的心理沟通。

由于电影内容具有极高的职业性，饰演机组人员的主演们需要进行多种训练。除此之外，饰演乘客的演员也需要训练。

据刘伟强透露，乘客演员们在正式开拍前，训练了一个半月左右，包括台词和体能。每天起来后，他们要跑步，男男女女大妈大叔都要跑步，保证体能充沛，以此来适应在模拟仓中表演。

“模拟仓是不停摇摆的，就像游乐场的过山车一样。在里面表演需要很强的体力，要不然会弄伤腰和手。”表面上，乘客演员们拍摄的是一部真实事件背景的剧情类电影；而实际上，他们拍摄的是一部动作电影。

演员们要经历拉练，幕后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基于影片的原型事件，《中国机长》要在青藏高原上拍摄。因此，“高反”成了剧组的对手。

“我们要在海拔4800米以上的地区拍摄，工作人员大概三分之二有高反，他们会吐，坐下会头痛，思维都有点儿混乱了。我倒是没有，但是另外一个监制，很多晚上不能睡觉。”

在刘伟强看来，高原上的拍摄非常危险，工作人员很可能吐到脱水，他们要尽早结束工作。室内还好，剧组入驻的酒店有一个氧吧，很多工作可以在那里做。但是在户外，必须保证医疗团队时刻在剧组周围，如果有人情况很严重，需要立即送到山下的医院输液。

整部电影大概在四个地方取景，分别是成都、重庆、拉萨、无锡。而在拉萨的拍摄时光，是最让刘伟强印象深刻的。在此之前，他并没有去过拉萨。

或许是短暂的相处让刘伟强和拉萨有了缘分，在为影片配乐时，他认为乘客在拉萨安全落地后，应该配上一首当地的民歌。对此，刘伟强找到副导演，请副导演集中挑选了一批歌曲，然后他一首接着一首听。听着听着，热西·才让旦演唱的藏语歌曲《三朵花》感染了他，接着，刘伟强看到歌曲的歌词，觉得很符合电影，当即决定选定此曲为影片插曲。

《三朵花》的配乐效果出奇得好，在电影公映后，这首歌在某音乐APP的留言数翻升了5倍.

高产的背后有家人的支持

“我很喜欢拍电影，我还想拍很多年。”

一年三部电影，三年五部电影。在诸多业内外的人眼里，刘伟强是一位高产的导演。对此，他认为是挺好的一件事。时间不等人，能有机会做自己喜爱的工作，是很幸运的。

那么问题也来了，如何在保证产出频度的同时，也能保证产出质量？以《使徒行者2》《烈火英雄》和《中国机长》为例，三部电影在同年上映，均有不错的票房与口碑。

针对这个问题，刘伟强表示要辛苦一些，付出比其他人多几倍的努力。“可能别人去玩你就不去，其实也是牺牲很多的，比如没有时间陪伴家人。我其实希望能分配好时间，对得起老婆、儿子和女儿。”

提及家人，刘伟强面露欣慰，他表示家人们非常支持他的工作，是他背后坚定的靠山。他每天都会和儿女通电话，听到他们的声音，就感觉自己的辛苦很值得，虽然全家人生活在全球各地，但是他们的精神在一起。

在家庭中是“爸爸”的角色，在剧组中也是。一年内，三部影片需要统筹5000多人的工作，这需要刘伟强用“爸爸”的心态管理剧组，安慰身边的工作人员，解决大家的问题。他喜欢称呼同事为“兄弟”，大家拥有的是革命感情。

对于相当一部分电影人而言，精神上从一个剧组抽离到另一个剧组是很难的。但是这对刘伟强来说，因为从小受到训练，非常容易。90年代中期，他一年最多要拍五部电影。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他的工作室大概有8到10个剧本，哪个成熟就拍哪个。

“专业+共情+关卡”打造职业片

“每部电影之后，我都会检讨自己，不断地总结经验。”

在刘伟强的心中，每部电影都不容易拍，每个题材都有各自的难点。特别是像《烈火英雄》和《中国机长》这种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着重体现某一种职业的纪实性电影。

在准备拍摄此类电影之前，刘伟强都会带着团队在该行业学习，采访事件的当事人及其他相关人员，熟悉每一个部门的业务，观察每一个工种的生活，了解从业人员的心态。大到如何做管控，小到一个人的午饭，都需要掌握，事无巨细。

“职业电影的套路就是真的要去学这些东西，拍消防员就要去看他们真实的现场。拍机组就要进去模拟仓观察，进去塔台。”

毫无疑问，学习结果都会转化为电影内容的素材。比如，在《中国机长》中，李沁在受伤后爬起来，第一个动作是按了餐车的刹车，这个细节被民航人员大为认可。

实地的观摩学习让刘伟强大开眼界，并且他很享受这个过程。他认为，作为一个导演，应当永远对世界保持新鲜感和好奇心，注意观察周围的人和事，这都是创作素材的积累。他喜欢和别人偷师，学习炒菜。烹饪有时候和拍电影一样，都要认真研究琢磨。

而在此类电影的精神内核方面，刘伟强说到，职业片与其他商业片的共性一样——感动观众，与观众共情。“电影最重要的，就是感动观众。《烈火英雄》也好，《中国机长》也好。一部电影好不好看，就是要让观众真的有共鸣。”

除此之外，在剧情方面，编剧要设置“关卡”，主角团要历经各种困难，度过一层层难关。就像《烈火英雄》中，消防员遭遇到气罐闸门没电、消防车没水等问题；《中国机长》中，机组要跨过高原雪山、穿越风雨雷电、预防乘客暴动等，这些都是“关卡”。过程也许走投无路，结果可以化险为夷。

近些年，刘伟强很注重助推导演，像《烈火英雄》协助了陈国辉，《使徒行者2》的文伟鸿。他选择提携导演的标准很简单：要有他年轻时候的影子，有自己的想法。

与此同时，刘伟强表达了对今年电影市场上新类型和新人导演的看法，他很开心看到一些新人取得好成绩，电影行业就是要推陈出新，不断进步。

后记

采访是在刘伟强导演的个人工作室进行的，进屋之前，需要在玄关换鞋。进去之后，满屋都是电影道具，很像一座年代感十足的艺术收藏馆。而在工作室的一面墙上，贴着刘伟强入行以来的作品海报。

“这个是我拍《十月围城》的道具，从一个景区拿回来的。那个是拍《精武风云》的，还有《建军大业》等等，很多很多道具，我都会拿回来摆。”

当刘伟强导演在介绍屋子里的道具时，如数家珍，了然于胸。从这个细节可以充分感受到，他是打心底里深爱着电影，亦如当初年少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