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得罪香港片方的影评人，是怎么成为一线导演的?
采访：法兰西胶片
撰文：空山
导演这一行，很多人都不是科班出身/一出道就当导演。
希区柯克以前在电报公司打工，卡梅隆以前开卡车，吕克·贝松是玩潜水的，昆汀是卖盘的。
这几年国内新导演，流行出道前干婚庆。毕赣、张大磊、韩延、徐磊（《平原上的夏洛克》）已组成婚庆导演天团。
今天要说的翁子光导演，在《踏血寻梅》之前，一直是广大影迷心中的影评人，常年在《香港电影》（《看电影》旗下杂志，只在中国香港地区发行）上出没。
说批哪个电影，立刻就风驰电掣。当年被他骂过的香港电影/出品公司，没有一半，也有三分之一。
痛批了几年，他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导演，处女作就提名金像奖新晋导演，第三部作品就包揽金像演员大满贯。
他经历什么？
他是怎么做到的？
照例奉上长文（7700字）和目录，点击就看影评人如何当导演！
1.我和妈妈是大陆人，小时候曾被歧视
2.在导演协会上编导班，陈可辛、林岭东、许鞍华是我老师
3.跟着程小东的弟弟做音响效果，入行第一部戏是《花样年华》
4.给杨紫琼打工，用一封电邮让张艺谋改变心意
5.在北京，盗版碟和《看电影》给我打开了新大门
6.20出头当影评人，批判了很多香港电影
7.拿着副导演的钱，操着导演的心
8.前辈对我说：你眼又盲，耳又聋，你怎么当导演？
9.许鞍华鼓励我拍了第一部电影，现在看浑身起鸡皮疙瘩
10.香港电影很不景气，那年我提名了金像奖新晋导演
11.我没那么霸气，可能注定成不了好导演
12.不喜欢别人问我，怎么哄女演员拍裸露戏
13.春夏和我像一家人，因为她不听徐浩峰的话我骂了她
此文为翁子光导演前传，点击链接获取更多猛料：翁子光：“太平洋大逃杀”已经改了10稿，再等等
01
我和妈妈是大陆人，小时候曾被歧视
我家都是香港新移民，妈妈和我都是从广东农村来的。
八九岁的时候，我看到香港街边有游戏机中心，叫打机。很想去玩一下。妈妈就说，好啊。大概5毛钱一局。
回家后，她被亲戚骂到扑街。说，你这个大陆女人什么都不懂，这些游戏机中心是小孩可以进去玩的吗？
当时家里有洗衣机，但妈妈老觉得手洗更干净。我记得她在洗手间，一边搓衣服一边哭。最记得妈妈这个背影，她觉得自己被欺负了。
说起这个来，我想哭，我觉得那时候大陆人是有被歧视。
02
在导演协会上编导班，陈可辛、林岭东、许鞍华是我老师
我不是科班出身，1999年在导演协会上编导班。晚上去油麻地上课。花了4万多港币，念了一年，当时家里特别没钱，弟弟还在念书，所以挺感激家人的。
很多导演来讲课，陈可辛、林岭东、许鞍华、李志毅，他们会把绝活在一天里拿出来，很过瘾。
为什么能找到那么多导演呢？这个很值得记，当时有个叫孙家雯的老人，是TVB训练班的老师，王家卫、梁朝伟他都有教过的。
他是编导班的校长，特别博学，不光聊电影，也聊哲学、美学，很多天南地北的东西。他是一个很有抱负、特别温文的老人，但有一些人会欺负他。
编导班办了四、五届，去年续办，我还当过导师，今年我就不答应了，因为没时间，又不喜欢教课。
当年的很多学生都出来了。郭子健、郑思杰，他俩一起拍了《打擂台》。还有林爱华（《整容日记》）、区焯文（《鸭王》）。
03
跟着程小东的弟弟做音响效果，入行第一部戏是《花样年华》
我1999年入行，最早做音响效果，跟了程小龙（程小东的弟弟）差不多一年。八九十年代很多港片，音响效果都写着程小龙。
程小龙
我入行第一个戏是《花样年华》，因为做徒弟，只看着他们做。
光做小效果，比如脚步声、风声、门开关的声音，就做了30天。改完又改，门怎么开都有讲究。
当时我就说，哇，电影好厉害！
其实只有王家卫会这么干，还有当时的刘镇伟，他们是一路人。
2000《花样年华》
我就是一个小弟，会把报纸撕到一条条，模仿古装片里风吹树的声音，用一块布做袖子动的声音。
也做剧，那时候电视剧开始泛滥，同期声不认真收。特别有了横店之后，根本无法收音，所以全都是配音补效果。
当时很忙，做到凌晨三四点，我会说要去洗手间，然后在里面睡一下。
感谢程小龙，教我很多。因为只有做后期，你才能反复去看一个画面。
而且同一个录音室里还包含了剪接、配音，了解很多，也见到不同的导演，像邱礼涛、许鞍华。
04
给杨紫琼打工，用一封电邮让张艺谋改变心意
给程小龙工作了大概一年多，感觉要去接触真正的电影制作。杨紫琼当时刚开公司，叫电影神话，要找人，我就去当小工。
公司办了一个“长片剧本及短片创作”的比赛，因为杨紫琼的面子，请了李安、张艺谋、鲍德熹、还有张婉婷来做评委。
那是2001年，张艺谋在忙《英雄》，说没空。
我刚学会电邮，就很大胆给他写电邮说，你知道吗，我们收到多少多少剧本、短片，这些人都是因为知道有机会被你张艺谋看到才参加。
他就直接说，那好吧，我来。我很感动，还一直留着那个电邮。
后来很多人批评《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我都帮他说话，说其实张艺谋人还挺好的。然后还被骂，说他人怎么样，跟他作品怎么样是两回事！哈哈哈哈。
张艺谋在《英雄》剧组
当时比赛面向内地、台湾、香港三个地区，收到了1700多个长片剧本。
我要把剧本看完，然后给第一轮的评委做介绍。我后来写剧本的兴趣或者是启蒙，就是在这1700多剧本里。
我会对比三个地方不同的文化。
台湾就有情怀、乡愁，哪怕大家形容为小情小爱，但能找到生活里微妙的东西。
内地的剧本，文化根基特别厚，情感特别深重。
香港剧本什么都没有。
好听点，就说有商业类型片的感觉。但是他们所谓的创意、想象力，对我来说是最没有用的、最没有营养的。我当时最不待见香港剧本。
05
在北京，盗版碟和《看电影》给我打开了新大门
那时候杨紫琼在北京拍《天脉传奇》，我们办比赛要追她的时间，也来了北京，跟剧组住在紫玉饭店。
《天脉传奇》
我第一次来北京，普通话说不好，整个城市的气氛、气侯、建筑，很多东西对我来说既很旧，也很新。
在这我第一次看到《看电影》杂志，当时眼睛好，从头到尾能看一通宵，第二天再去上班。现在老花眼，看不清字了。
我买了很多《看电影》杂志，后来回香港也继续订。
2001年第14期《看电影》
很多电影、导演当时我完全没有听过。
只知道法国电影新浪潮，但不知道欧洲影坛还有罗伯特·布列松、《扒手》《迷墙》《索多玛120天》。
因为香港那个年代，看国外电影很难。录像带年代，绝没有这些电影。我在艺术中心工作的朋友，有一些片子，倒录出来给我。包括侯孝贤的电影，主流音像店也租不到。
在香港，真的在等着电视。
我半夜在英文台看3个小时的《悲情城市》，很困，画面都没动，但很感动，原来电影可以是这样的。
1989年《悲情城市》
录像带之后就有VCD，舒琪（香港导演、影评人）的创造社出了很多小津安二郎，还有特吕弗的电影。另一家公司出了很多库布里克，我们才能勉强看到。
但法斯宾德、罗伯特·布列松、帕索里尼，在内地才能看到。
当时就觉得在这边开眼界了，好像是贾樟柯说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电影图书馆。
当时新街口有个盗版碟店，电影学院里有一家。我当时就拿着《看电影》按片名去买。
也有人拖着行李箱来剧组卖碟，我说还有这样的？
大家都去我的房间，那些碟挺脏的，在我床上铺得满满的，我就挑，当时工资很低，但花了很多钱买。
办比赛也跟很多电影人打交道，特别是电影学生，现在很多都成为了导演。
陈洪伟现在做腾讯影业的总监。常征刚拍了段奕宏的《引爆者》，就是当年参加比赛得奖的导演。有个女编剧叫王芸，是电视剧版《杜拉拉升职》的编剧。周隼是美国回来的，拍了《那年夏天你去了哪里》，也是李连杰那版《霍元甲》的编剧。
我的电影生命是这样开始的，就在北京，从《看电影》，从盗版碟，也从我认识这波人开始。
06
20出头当影评人，批判了很多香港电影
回来后，我开始做场记、混制片组，也做过美术组的小工，哪里要我来，我就到哪里去。
香港电影节奏很快，大家工作很到位，纪律性很强。但我当时觉得有个最大的问题，你们都在拍什么？
我对这个东西很有想法，突然就觉得理论很重要，但在片场没办法表达，因为我是小工。
所以同时间就写影评，来平衡我自己。2001年就开始了，22岁。
写了就投稿，开始有报纸约稿。最早是给《电影双周刊》，后来给《看电影》。
但《看电影》一开始没要，可能稿件泛滥了。我觉得《看电影》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后来发展有专栏，周黎明、苏七七、罗展凤。
后来我升到副导演，拍了不少片。也开始在电台当嘉宾，后来当主持，还在电视上讲电影。2005年，我跟林奕华（舞台剧编剧、导演），每个礼拜会讲新上映的电影。
大家看到我的时候，还吓一跳，不相信原来你只有20出头。
做影评人的收入和副导演差不多。我做电台主持，或者去中学讲电影，时薪绝对比副导演高。但是当副导演是很宝贵的学习，那真的是制作电影。
我同一时间在电影领域的两边走。有时候在片场，也被人讽刺，“他还是影评人呢，他很懂电影啊”。
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制片人和演员。制片人跟演员说，给你介绍一个影评人，叫翁子光，他有没有得罪过你呀？
演员开玩笑说，没有啊，是我跟导演拍的电影不好啦，得罪了他。
是谁我就不便说啦。
当时我是比较有批判性的，也比较客观理智，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有多懂。批判不代表不喜欢，尊重一部电影我才批判它。
反正我当时批判很多电影公司，他们请我去看首映还调侃我。
“好吧，请你来看我们的电影，给你票、给你机会来骂我们。”
“不是这么说啦，我还是支持你们的。”
我老是骂，但你说我有没有改变？有。
当时李志毅导演说，“你做了导演之后，再做影评人是很有困难的。如果你自己拍一个电影，同档期有其它电影，那你评不评那些电影呢？对那些电影你能给批评意见吗？”
我想对呀。
现在我没有那么批判了，很留手。而且我觉得好的东西，会毫不保留地、很肉麻地给好评。
像《三夫》，很多人有意见。但是我会给另一个角度，一个作者在很真诚给你表露一个东西。你可能会讨厌这个电影，但还是要尊重诚意。
比方《送我上青云》，我会毫无保留地给它站台，题材大胆，敢于触碰就很好！
我跟姚晨说，你就是这么一个代表人物，千万不要让人家觉得是那种不汤不水的，你要在能容许的范围内，尽量给一个能量。
凡是有人忽略掉这个电影好的东西，或者电影不那么热门，我就会给多一点支持。
2019《送我上青云》
07
拿着副导演的钱，操着导演的心
2001年到2005年，我当副导演做了不少电影。
有很多是电视电影，像《阴阳路》拍了二十集，很多集只卖去东南亚的。用DV录像的方法拍几天，随便找个戏院放放，就证明在香港上映过，去东南亚就能卖。
都是一些鬼片、监狱片，很粗糙的。
我就感觉那些导演不是特别用心。天黑了，没光了，不拍了。
我说没光怎么不能拍呢？有个东西叫蒙太奇。拍对白戏，台词都没讲完啊。我是副导演，就说开拍，演员不要收工，还没到时候。就多拍一个背影镜头，然后加旁白，也可以把戏说完。
那些灯光师当时最喜欢骗剧组，没光了，不连续了，不拍了。下雨了，不拍了。
因为大家觉得拍这种电影，没意思，反正就卖点钱，大概四五天，最少三天就拍完了。
一段长对白，来回推轨道，然后剪剪算了。我那时候年轻，老说不能这样，拍一束光、拍一些小道具也好啊。
我跟导演说，你不拍，永远就没有这个东西，你拍了不要，剪掉没关系，但是这个活儿干了，今天晚上睡觉安稳。
我当时是有这么一个精神，做副导演的工作，对我影响很多。
08
你眼又盲，耳又聋，你还想当导演，你怎么当？
最早我当然有导演梦了。
但做音效时，我反应很慢，比方对麦克风做动作，要有一帮人跳下来，跺在地上。
有一天大家刚弄一半，程小龙打开灯说：“翁子光，你眼睛也瞎，你耳朵也聋，你还想当导演，你怎么当导演呢？我问你，为什么大家跳的时候你不跳？”
我来不及反应啊！我在看电影，投入在那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一直在看电影的人。
后来做副导演，我是有名勤快的，有时候其他部门的工作也会补一下。
但我有点笨，很多时候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处理，想半天，会花很多时间，几乎不睡。
我在刘德华的天幕公司，做了两个电影的制片组工作。有一天搞到凌晨四五点，打算回家洗澡、睡会儿，结果直接就在公司沙发上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有人来了，就又开工。
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一个电影那么困难，一个导演负那么多的责任，我到底有没有本事做一个好的导演？是不是真要做导演呢？
当时我最觉得自己能掌握好的，就是灌输一些电影的想法，或者是提一些问题。
我写影评，常常有一句话：“好电影不是在告诉你一个事情，是在问你一个问题”。
所以我最好是当编剧。
做副导演的时候，碰到南燕，是林岭东的弟弟，他也是编剧。我把自己写的剧本给他看。他说我不看，你跟我讲。
后来我发现，南燕虽然是金像奖的最佳编剧，但他不认字，厉害吧？《监狱风云》是他的作品，他口述。
南燕
当时他用5000块买了我的剧本，不算太多，但我觉得起码能发表。
我到现在也说，我不喜欢当导演，我喜欢当编剧。很多人误解我，其实我是觉得编剧是我更擅长的。
因为我一个人可以完成，而且可以保留很多想象的空间，把主题什么都理好，再交给导演，让导演去发挥。
09
许鞍华鼓励我拍了第一部电影，现在看浑身起鸡皮疙瘩
当时刘德华的天幕支持了一些新导演，叫“新星导”，后来就有宁浩。其中有一部叫《疯狂主妇》，导演是李公乐。
我就去接触他，说很喜欢你的作品，有个剧本给你，你要不要拍？
那个剧本就是《明媚时光》，跟他聊得很好，他还买麦基的《编剧》给我看，但我不喜欢。
后来也没找到足够的资金，李公乐就去干商业电影的活儿了，人家也要吃饭啊。
李公乐
当时我很郁闷，怎么办？就找了许鞍华。
因为我帮她的《天水围的日与夜》找过演员，她也是我老师。就让她帮忙看剧本。
她说，这个故事没多少钱就能拍，既然是你想要的，为什么不自己当导演呢？
当时我就重新去想，对，为什么自己不拍呢？
如果当时不是许鞍华这么说，我就不拍了。
许鞍华
我做制片人，最低成本是8万块，帮一个导演拍过《我是猫》。所以我觉得能搞定。跟投资方说，我要30多万。那人还说30多万就能拍电影？我说你相信我，我做过制片。
完了之后，我就找演员，有我堂弟翁家轩。
还有一些不收很贵片酬，但是对影迷来说有特别意义的演员。
太保得过金马奖，他一般演男配，我请他来演男主，他很高兴。但是听到片酬脸色一沉，最后也来了。
许素莹，《半边人》的女主，当时可能有20年没演戏了。
梁荣忠，《唐伯虎点秋香》里跟周星驰竞争当家丁的，他是话剧演员，表演非常不错，我觉得他可以演很认真的老师。
梁荣忠
这些对香港人来说有集体回忆的演员，也没花多少钱。
工作人员多是朋友，我到现在还很感谢，当年有很多电影学生来当志工。
许鞍华没有挂名监制。她之前做过某个电影的监制，觉得没控制住。但她鼓励我说，你那么年轻，拍不好也无所谓。
我说，对，拍不好，继续做影评人。
她说，不对，找后路是不会成功的，必须一往无前地去做。
因为很喜欢台湾电影，我就拍了很多定焦的镜头，侯孝贤风格。
拍了没一半，请许鞍华来看片。她问，你想我说坦白话，还是场面话？当然坦白话啦！
她就说了一堆批评我的东西。
你的镜头又不远，又不近，怎么弄？这么多业余演员，表演问题都在长镜头里暴露了。你要明白，香港的城市景观跟台湾是不一样的，要变通。
翁子光，我知道你想做一些跟人家（港片）不一样的东西，但是跟人家不一样，不代表比人家好。
这句话，我现在都记得。
送走许鞍华，我在街上溜了一大圈，怎么办？还要继续拍吗？拍吧。
但是开始的想法，不能不坚持，要不一半这样，一半那样，就狗屁不通了。
我就想了一些方法做平衡，40多天终于拍完，花了100多万，自己也投了点。
2009《明媚时光》
最后给许导看成片，她看完说我要走了。
我很担心，送她下去坐巴士，许导是很节俭的人。到了巴士站，她说，阿翁，我觉得很安慰，你剪回来了，拍好了。
那时候我就好开心！
我觉得她有安慰的成分，电影很学生作业。
10
香港电影很不景气，那年我提名了金像奖新晋导演
当时香港国际电影节的人来看片，说剪短一点嘛，一个香港的小人物小故事，又不是史诗。除非好看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样，再长也没人投诉，还嫌不够长呢。
其实他暗示这个电影不够好。烂片的美德就是短嘛。
初剪是两个半小时，给他们看的是136分钟，后来剪了3分钟，他们就说，算了算了，让你进来吧。
因为当年香港真的没新导演。一方面大批香港导演去内地，二方面香港电影真的不景气。
他们觉得，起码我有话想说，影像有讲究，有风格。
2009年金像奖新晋导演，加上我就3个提名，《音乐人生》的张经纬、《杀人犯》的周显扬。当时就知道输定给张经纬了。
现在回看《明媚时光》，我都会起鸡皮疙瘩。这样的对白是人说的吗？这个画面怎么这样拍？这样表演能要吗？
但宝贵的东西也有，就是真诚。
我成为一个所谓的导演，就是从《明媚时光》开始。
11
我没那么霸气，可能注定成不了好导演
我拍片，郭子健来探班。他说，真的很喜欢看你拍戏，感觉这戏跟你无关。
我在拍《踏血寻梅》的时候，是在春夏的耳根说话的，都是走过去慢慢说，很平静。在那边走走摆摆，差不多就拍了。
郭子健说他在片场拍戏很激动。
我拍戏可能发过一两次脾气，有时候一些人没做好，浪费大家心血。
杜可风也这样，比方说我们偷偷地抓春夏的状态，没有喊action。有个副导演看到在拍，就说action！演员吓一跳。那次杜可风骂得什么脏话都出来了。
我是那种，比方说那个画稍微移一点点，颜色稍微改一点点的。
有些导演很权威的，比方说徐克，我喜欢这样，你要改！就是爷们儿啊。姜文也是，你会感觉到他男性的荷尔蒙。
好导演都“独裁”，像黑泽明，最有名就是拍几十匹马，身高大小颜色都要一样的。李安也是，他要一个1956年的东西，你给1955年的，不要。
我不是这样的，可能注定成不了好导演。
12
不喜欢别人问我，怎么去哄女演员拍裸露戏
记者常常问，你怎么那么厉害，拍第一个电影就哄得女演员脱衣服。我非常不喜欢这个说法。
我拍了三个电影，都是三级片，都有裸露。
第二个电影《微交少女》，裸露用的替身，当时演员不愿意去做，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牺牲。因为在我眼里，《微交少女》特别商业，跟艺术完全沾不上边。
找春夏拍《踏血寻梅》，我没说露到什么程度，只跟她说，你要想想，你演一个援交少女、性工作者，有床戏哦，你要跟父母商量。
她当时才21岁，说导演，我18岁之后，父母没赞成过我做任何一件事，所以你不要担心。
这人说话很有意思。而且她真的觉得，她跟这个角色很多共通，包括她的孤独感。她好喜欢剧本。
所以我常常说，其实我比演员更幸运，他们演得很好，他们选择了我。
13
春夏和我像一家人，因为她不听徐浩峰的话我骂了她
我和春夏去跟梅峰老师讨论过事。
见面之后，梅峰第一个评价就是，感觉春夏来的时候心情好像没那么好，但见到你，她像看到自己家舅舅的感觉一样。
《1980》中的春夏，梅峰执导
我常常问她你在那边拍得好不好？她说，梅峰导演跟你不一样，不会跟我说很具体，让我自己感受，但我演出来，导演就很满意。
就像小孩回家跟爸爸说，我今天在学校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次我骂她，听说你拍徐浩峰的《刀背藏身》没那么听话。
她说，哥，我真的很委屈，你知道我拍这个电影会死的。
因为她的动作场面真的特别困难，在悬崖拍，长镜头，要吊钢索。
我会形容春夏是个手脚不协调的人，但徐浩峰对她的要求特别高，而且春夏永远不会说“不”，她一定要去做。
她跟我说，如果我按照这个动作做，我会死的。
我跟春夏就是这样的关系。她接下来会有很多作品，《第十一回》、《刀背藏身》、《1980》。
我非常期待春夏的第二次爆发，这个你做标题都可以，我觉得还有第三第四次。她就是那种在沉静里面爆发，给你意外惊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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