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89届Oscar颁奖典礼上，两位老戏骨沃伦•比蒂和费•唐纳薇受主办方邀请为最佳影片颁奖。

当老爷子挽着老太太缓缓走向舞台中央，台下的好莱坞明星们纷纷起立向上一代传奇致敬，掌声雷动，场面感人。

2017年，正是[邦妮与克莱德]上映50周年，请当年的两位主演为最佳影片颁奖，本是主办方向这部“新好莱坞”的开山之作致敬，同时通过上下两代电影人的交接，以示好莱坞电影工业薪火相传。

结果，玩砸了。

显然，这次跨越半个世纪的接力棒传递得不怎么顺利。
时代变了。50年前，好莱坞风雨飘摇，改革势在必行。今天的好莱坞，江山稳固，早已不需要一场运动来革新。
两代年轻电影人使命的差异体现在作品上，便是危难间救亡图存的改革檄文与昌盛时邀功请赏的年度报告。

新好莱坞前夜

1960年代，好莱坞面临大衰退。
政治动荡和社会运动冲击着美国社会的旧制序，美国国内充斥着怀疑论调和不安全感，婴儿潮一代揣着对父辈观念的质疑登上了历史舞台。
动荡的社会浪潮使好莱坞造梦机失去了往日对美国人的吸引力，与此同时，电视普及，影院上座率持续下降，60年代数部巨片的巨额亏损，使好莱坞面临不可避免的衰落。大制片厂陷入二战以后的最低谷。
江湖告急，改革的浪潮在制片厂内部暗涌。电影小子们带着改革甚或革命的热情，在银幕上实践着对叙事方式的实验和对电影语言的探索。新好莱坞运动开始了。

第一枪：邦妮和克莱德

60年代，旧好莱坞已经不能把握观众喜欢什么。
[邦妮和克莱德]握住了时代的脉搏。
由阿瑟•佩恩执导的这部影片把美国大萧条时期最臭名昭著的雌雄大盗塑造成了反抗传统的平民传奇，似乎喊出了60年代美国人追求自由、背离政府的心声。
混乱的60年代在萧条的30年代中找到了情感和价值的共鸣。
影片中有数个场景描绘了邦妮和克莱德与平民百姓的微妙关系。
在一处破败的房屋前，克莱德朝标示着“该处房产归银行所有”的标识牌开了三枪，然后把枪交给房子的前主人，失意他向标志牌开枪。

一个老头接受警方采访，直言“我会在他们的葬礼上鲜花”，而在此之前的银行抢劫中，克莱德让当时正在银行的这个老头收好自己的钱。

无家可归、流落在河边露营的老百姓主动为受伤躺在车中的邦妮和克莱德送去水和衣物。

邦妮和克莱德以非传统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影片中，抢劫银行却对老百姓抱以同情，在百姓眼中，这对雌雄大盗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这种代表平民反抗政府的姿态无疑迎合了60年代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除了意识形态的反传统，电影的技巧也走在了时代前端。新时期的导演们开始对电影技巧进行新的尝试。对应于战后数年的长镜头，快速剪辑变得更为普遍，[邦妮和克莱德]平均镜头长度不到4秒，单是一辆警车翻倒的动作就用了三个镜头。



最著名的标签当然是影片中肆无忌惮的暴力表现。能拍出[邦妮和克莱德]，得益于1966年海斯法典的废除。其实在此之前，海斯法典已经名存实亡。自此，银幕上表现性和暴力的尺度便如野马脱缰。
影片最著名的场景莫过于结尾另人目眩的剪辑和芭蕾式的死亡，这场戏永久地改变了后来电影表现暴力的方式。
今天人们再看这部经典，已经很难体验到它当初上映时带来的振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看过太多在它影响之下的作品，它的原创性被无数的后来者掩盖。但我们重看这部作品，仍然会对结尾处快速剪辑中邦妮突然由惊恐转向的微笑而震惊。

快速剪辑让观众仿佛产生了错觉，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看到了邦妮的微笑。这不到一秒钟的镜头一闪而过，却转换了整场戏的基调。
[邦妮和克莱德]以低成本赢得了丰厚的回报，让制品商们意识到新方向的可能。它引领了时代潮流，但其所以成为经典，远不止于意识的反叛和技巧的前卫。
影片中有一场室内双人戏，发生在他们犯罪生涯的第一桩命案之后。现在两个人共处一室，他们需要好好地谈一谈了。在这场短暂的室内对话戏中，影片实现了角色情绪的多次反转，并最终将邦妮和克莱德的关系从情人升级为爱人。
开场，两个人的情绪一正一负。
刚刚抢过银行，让邦妮彻底实现了对原来生活的反抗，对镜欢歌。情绪正面。（镜头没有直面邦妮，因犯罪而带来的欢乐只是镜像，虚幻而脆弱。）

克莱德因为在抢劫中伤及人命，焦虑不安，情绪负面。封闭的空间、层层限定的构图以及背景的铁窗都契合了克莱德此时对未来的担忧。

克莱德找邦妮谈话，说明现在的处境。我们杀了人，警方会通缉我，但没人认识你，所以赶紧回家找个富人嫁了吧。邦妮没想到自己的情人竟会在此时让自己离开，情绪由正面转向负面。


此时，构图显示了两人彼此隔阂的处境。两个人的情绪都处于负面。
接着，邦妮坚定地告诉克莱德，她不要嫁什么富人。她向克莱德表明，前面等待着的命运，她愿意与克莱德一同面对。克莱德欣喜于眼前人的决意，两人相视而笑。情绪共同从负面转向正面。

两个人拥吻在一起，在床上亲密起来，克莱德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了生理反应（克莱德有性功能障碍，在此之前多次拒绝了邦妮的求欢）。

克莱德起身拉上窗帘，清走床上杂物，准备大干一场。不想再次回到床上时，他又不行了。克莱德沮丧地拒绝了邦妮要帮他恢复的举动。两个人的情绪转瞬跌入低谷，正面情绪又回至负面。
对立的姿势以及空间中分离的位置精准表现了两人此时低落的情绪。


这时邦妮从床上做起，克莱德背对邦妮说道：“我说过，我不是个好情人。”这是两人初识克莱德对邦妮说过的话。邦妮听到了克莱德的真诚，心中的壁垒坍塌了，无论如何，她愿意接受眼前的这个男人。两人扭头看向对方。
相对无言，眼中道尽。他们谁也不会离开谁。两人的情绪重新回归正面。

这场戏只有不到5分钟，却在整部影片占有重要的结构作用。在这场只有两人的对话戏中，人物情绪的数次转换推进自如，创作者又巧妙运用门框、窗户、镜子、床来限定或组织人物的位置和姿态，使角色的不同状态得到精确呈现，最终完成了邦妮和克莱德对犯罪前景的共识以及爱人关系的确认。
影片自如地展现着故事情绪的转变，在谐趣、惊险、欢快、悲伤和温情之间自由穿梭，它留下的丰富笔触令当今多数好莱坞电影情节的设计显得苍白、平庸。
影片进行到第69分钟，克莱德向麦田中不辞而别的邦妮追去，此时一片云彩飘过，挡住了阳光，向本来明丽的麦田投下了一层阴影。


邦妮和克莱德的旅途就要结束了。而新好莱坞的征程在那时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