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仁波齐》的故事非常简单，就是讲述了一群同村的藏人，去拉萨朝圣的故事。故事简单到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部纪录片，因为它没有大家所认为的矛盾、冲突、高潮….等等，甚至的没有去阐释宗教的理念，只是去再现这些藏民的生活方式和仪式，不带传奇色彩和戏剧性。但是也是因为这种拍摄方式，让电影充满了真实的力量感。



这是正面来看《冈仁波齐》所讲述的样子，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部电影，会发现它非常有传奇的地方，这部电影的创作方式非常独特，比如，在拍摄之初完全没有剧本，比如它是真的按照剧情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地理进行拍摄的，还有这部电影的“演员”，他们的真的是在演自己。

这种创作的方式，在在这个时代几乎成了“不可能”，但是这部电影还是拍摄出来了。张扬，拍摄过《爱情麻辣烫》《昨天》《洗澡》，相信很多学习影视相关专业的学生，都会看过他早期的电影，是什么契机，让他有了尝试这种拍摄方式的可能？一部电影没有剧本，那创作中，是怎样一种过程？我们对导演张杨也有了一个简单的访问。然后，提醒大家，这部电影在上映中，如果有兴趣赶紧去看，珍惜这当下不多的排片。



什么契机下，拍摄了这部电影？

张杨：我觉得更多是缘分，1991年第一次去西藏，就爱上这个地方。后来大学毕业有一年的时间都在拍一些纪录片，也主要是去西藏和云南的一些地方。1998拍《洗澡》的时候，有纳木措，我还差点死在那儿。2001年在拍《昨天》那个故事时，脑子里突然有了一个概念，要拍一个在路上、一个朝圣的故事。当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拍。《皮绳上的魂》，2007年的时候剧本我已经想好了，2008年就想拍这两个电影了。只是真正的时机成熟是在2013年，在2014年才跟投资人说要去完成这个事情。然后，《冈仁波齐》完全没有剧本，也只是有这么一个想法，我就把自己扔在那儿一年，找到这些“演员”就去跟随拍摄了。

为什么不拍成纪录片？

张杨：纪录片并不是我能够完全去掌握的，我选择了的这些人，包括路上设想的东西，其实之前就有一些概念在里面。如果是纪录片，相对是比较被动的。碰到什么人，就只能拍什么样的故事。所以我对于概念上，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更多一点。



在中国，很少会提到信仰。不知道导演拍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考虑到这方面？你觉得这个片子拍出来，会不会对于观者有一些触动和影响？

张杨：看电影的时候，如果是跟电影在交流，这就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我希望观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他们在想自己的事。拍的过程我是尽量地“去戏剧化”，我觉得不需要编。电影里有很多细节，都是从真实的各种磕长头队伍里得到的点子。有时候会习惯性的去创作什么情节，比如，拍摄的时候我们真的碰到过一个骑自行车年轻小伙子，摔死了，我们看到他的尸体很触动，这是一种死亡的表现。藏族人碰到了这样的事情，他们会念经，到了拉萨会点酥油灯。我就真的把它作为一个情节拍了下来，后来我自己看这段的时候，觉得太假了，很设计，这个东西就坚决的不要了。

整个电影真正有意思的是全新的创作过程，我以前没有这么拍过电影。过去都是写好一个剧本，设计想好所有的东西然后去实现。这次完全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一条路，然后需要找到这么一群人，我们就用一个非常自由的创作方法，就是不断的观察看，再拍摄，有很多东西拍了不要，我们就重新开始，其实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实验的经验。

这种记录感、真实感的东西，会很强烈地去刺激我。所以这部电影对于我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创作的可能性。我后面拍的两部电影都是采取《冈仁波齐》的方法，把一个摄影团队、剧组团队压缩到最低，把时间放长，慢慢的在那感受体验、记录、再创作的过程。当然，不是绝对的变成创作的方法，但是开启了一条路。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让我对整个电影的思考和认识，以及对自我的剖析更深入了，这是带给我最大的收获。



这些“演员”，是怎么让他们适应摄影机的?

张杨：我们做了一个另外的一个纪录片，是关于怎么拍这部电影的，从怎么开始找到这些人，怎么沟通，一直到整个电影的拍摄完成。可能观众看会很累，但对于我们参与者非常有意思。跟非职业的演员处理和交往，对我来说不是障碍，任何人都会演戏，关键是导演怎么把握这个事情。我不是真的要让他演什么，而是让他真正能在摄影机前生活，这个非常重要。

比如我们是一家一家把我需要的人物，在村子里面找到的，一个老人、一个小孩，一个家长带领大家，一个孕妇，一个屠夫，两个青春期的小伙伴。然后，我们一、两个月在村子里面，他们干什么我们就拍什么，让他们熟悉有摄影机，还有就是让他们熟悉工作人员，这个对于我来说，或者对于这些演员来说不是特别难，他们相对来说是演自己，而不是演其它人。当然这里面很多原则，当他是自己的时候，作为导演要对他的选择有一种尊重，导演要跟他找到最好的平衡点。

因为没有剧本，开拍的时候，你对这个片子的把握度，到什么程度？

张杨：没什么把握，个完全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甚至有一段时间，在那个村子里呆了两个多月以后，觉得在这个村子里呆一年，拍一个电影也不错，也可能是很好的电影。后来我们快到拉萨的时候，觉得这个电影在拉萨就可以结束，也是一种方式。所以很多时候，并不是之前你能设想的，只是在一步一步的不断的去实现这个事儿。

电影的结构是怎么定下的？

张杨：没有特别的去构建它，就是一条线，因为这条路就是一条线，有一个开头，有一个结尾，这两个点是确定的，中间的事儿就是依据时间概念、地理概念。我们不能跳着走，因为这条路很多人是熟悉的，它必须得依着真实的地理概念和真实的时间概念，所以基本上把这样一条线把它理清楚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其实是怎么找到这些人，包括找到他们以后怎么来说服他们，参与到这个电影拍摄里，这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部分。一旦把这个东西确立下来了，其实后面的事儿都比较容易。


电影除了故事之外，还有影像，你如何去构想？

张杨：像摄影，我们基本上在上路之前，在村子的两个月里，我们一直在做这样一些摸索。我和摄影师之间第一是搞磨合，第二主要是找我们的方向。这部电影有很多种可能性的拍法，在实际的摸索当中，我们觉得相对比较客观、固定的长镜头可能是更适合这个电影，其实也在上路以后，慢慢的实现这个东西。包括声音的设想其实也很简单，这部电影我就觉得不需要音乐。因为这部电影是比较偏向纪录的方式。还有，我觉得加入音乐有可能过于的民俗化，所以尽量去没有音乐的一个概念。

电影里一直都是没有矛盾，是去戏剧化，这是什么时候定下的？

张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基本上就确定这个方向了，这也是拍这个电影的基本态度。这部电影虽然没有故事、没有剧本，但是这个原则性的东西，基本上从一开始就确定了。

我觉得这样客观，是相对客观的这么一个态度，这种客观同时也是能反映这种真实性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题材本身和朝圣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足够有力量了，用不着更多的添油加醋。

这部电影后期剪了多久？

张杨：后期剪了有四五个月，我们基本上属于边拍边剪，主要就是在不断的压缩修改，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剪辑完之后，跟我最开始设想的东西，基本上差不多。包括手法、质感，都是比较接近的。只不过是因为拍了非常多的东西，要做取舍。

现在你的电影和观众，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张杨：我在拍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把自己真正的内心，或者真正对电影的认识，通过电影去传达出来。我相信越是这样的东西，越是可以找到跟它相对应的观众。观众就这么简单，他们喜欢这样的东西，就会真喜欢，不喜欢那样的东西，通过你的电影，让他喜欢上也不太可能。因为对电影的认识，不是通过一部两部电影，所以从我的角度，我现在不去过多的考虑观众的概念，还是去做自己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