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伦曾说过“电影不应该复述现实发生过的事”，他的说法虽然有些偏颇，但是电影毕竟是多元的，电影的类型也不止“现实主义”一种。曾经精耕现实主义创作的李玉导演在《万物生长》上映六年后，带着新片《阳光劫匪》强势归来，这是一部国产片维度中难得一见的城市童话电影。

这次李玉导演暂时放下了对现实主义的“崇拜”、也放下了当年《苹果》和《观音山》时代的犀利批判，拍摄了一部“童话式”电影。导演帮近日采访了本片的导演李玉，和她畅谈了本片制作的初衷和幕后趣闻。

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伊坂幸太郎遇上中国

日本推理作家的作品数量多、质量高，是一座电影IP富矿。近年国产影视剧纷纷瞄准了这一领域，砸重金买版权，将日系推理小说改成影视剧。去年迷雾剧场的《十日游戏》，还有已经拍完待映的《彷徨之刃》，都改编自东野圭吾的原著。除了东野之外，另一位日本著名的推理作家伊坂幸太郎的作品也被中国导演改编成电影了。此番《阳光劫匪》便是中国导演第一次改编自伊坂幸太郎的作品。李玉导演坦言，这次改编不是为了拍电影而改编，她一直非常喜欢伊坂幸太郎这位作家。她最喜欢的一点，就是他作为作家的想象力。伊坂一直在写有趣的“怪”人，而这些“怪”人都会用有趣的方式来对抗无趣的人生。

李玉导演看完原著之后，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奇怪的动物会被保护起来，而奇怪的人会被排挤呢？”李玉导演所理解的“奇怪的人”就是那些与众不同的人。因为他们独特、不合群，所以被人另眼相看。

另外一个促成李玉导演把这本书拍成电影的重要原因是她的妈妈罹患癌症。“那个时候她突然开始害怕看那些不开心的东西，她开始看喜剧了。那时我才意识到喜剧存在的意义。”李玉导演说道。于是她想到了伊坂幸太郎的原著小说《阳光劫匪》，她找到了伊坂幸太郎，谈合作的时候给对方看了自己以前的作品。伊坂幸太郎说：“你的作品我看过之后感觉和我的风格很不一样啊。”但他最后还是痛快地卖了版权。

李玉前作和伊坂幸太郎的小说风格相差很大

看过原著的读者一定记得，《阳光劫匪》里马丽的原型角色是男性，而抢劫对象也非老虎，而是银行。李玉对原著做了大刀阔斧本土化的改编，伊坂幸太郎看完粗剪版之后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你别担心，我很喜欢”，第二句是“改动虽然很大，但是充满了我的基因。”听完这两句话之后，李玉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了半截，至于剩下的半截，留到上映的时候再落。

“中国电影市场类型太单一”

电影会选择观众，观众也会选择电影，不管怎么选，都是一种缘分，每部电影都会有他的观众。李玉导演和我们坦言，太现实的人并不是这部电影的观众，假如你真的有一颗孩子般的心，才能感受到这部电影所表达的东西。

导演在访谈中对上映之后的情况做了一些预判，她认为有些观众可能确实不太接受这部电影，因为他们看惯了那些表达现实的电影，认为电影只能表达现实。“中国电影不是类型少，而是太单一了。”李玉导演在访谈中一直重复着这句话。

城市童话电影在国外有很多，韦斯·安德森或是让-皮埃尔·热内的作品都是童话电影。但是但在中国，童话电影是长期缺失的，通常只能想到港台地区的几部，比如改编自几米绘本的《星空》和《向左走，向右走》等。而在大陆电影市场上，这种类型的电影几乎可以说是绝迹的，《阳光劫匪》可以填补上这一空白。

电影《星空》

谈到城市童话电影，导演做了一个比喻“这就像童话故事《小红帽》一样。大灰狼吃掉了小红帽和外婆，它被猎人抓住，杀掉，剖开肚皮之后，被它吃掉的小红帽和外婆都活着出来了，从现实的逻辑来看，这肯定是不合理的，她们被吃掉了怎么可能还活着呢？所以观众带着纯真的心去看就会得到更多。”

导演也希望观众不要用现实逻辑去看本片，而是用情感逻辑去和电影中的人物做连接。不过她也做好了碰壁的准备，“我觉得我有思想准备，即使最后碰壁了也无所谓。电影就是拿给别人看的，碰壁是正常的吧。其实得到赞赏才是礼物。”

“我是一个电影顽童”

李玉说，她后面要上映的《断·桥》会是一部比《苹果》更狠、后劲也更足的现实题材电影。“我的创作不是一个线性的，可以找到一个规律的过程。我是一个电影顽童。”李玉直言这样就不会让别人给自己贴上“xxx女导演”的标签。“我前面是拍了一些现实题材的电影，这回拍一个喜剧，后面又拍一个现实题材。我的风格这样跳来跳去，不给别人轻易下判断的机会。”

《阳光劫匪》的预告片发布后，有评论指出影片的镜头运动有点像韦斯·安德森。面对这种说法，李玉坦言这种极端对称的视觉风格也不是从韦斯安德森开始的，小津安二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严格对称的构图。《阳光劫匪》中对称构图的使用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片中马丽饰演的阳光对公平有一种执念，她想维持一个世界的平衡，包括她自己心理创伤与外部治疗的平衡。但是她后来发现凭她自己是达不到这个目标的。所以她只好在外部世界中寻找这样一个平衡。所以在视觉风格的呈现上就有了这种很极端的对称构图。

李玉曾把自己比作“孙悟空”，她以前觉得自己是能把天给捅个窟窿出来的人，但是在被一些事情打击了之后，她知道只靠自己是不行的。她说她长了“两个大脑”，与她长期合作的制片人以及联合编剧方励就是她的另一个大脑，他提供给李玉很多来自男性视角的建议。比如就是方励提议把《阳光劫匪》原著中的抢银行改成了抢老虎，这样的改动就让原作中的日式中二气息接了中国的地气。电影《苹果》开头的酒店里的泡妞戏，梁家辉饰演的老板怒怼应召女郎“这是赶时间的事情吗？”在方励的建议下添加了这个桥段，老板这个角色马上就生动鲜活了。

《苹果》

用“理想主义”式的表演对抗现实

谈及两位主角的表演，李玉也是赞赏有加。近些年马丽出现在人前总是喜剧形象，但其实她最早是演悲剧的，师从林兆华导演，所以是个可塑性极强的演员。李玉向来认为喜剧演员是什么角色都能演的，这一次马丽的表演让她看到了身上非喜剧的气质，和阳光这个角色很贴合。马丽和李玉谈起对阳光这个角色的理解时，她认为阳光某种程度是很赞同刘神奇的价值观的，甚至刘神奇就是阳光的另外一面。李玉认为马丽能把人物看得特别透，并且能找到人物悲剧的根源。

谈到宋佳，李玉直说“很干净，很洒脱。”在影视圈里做到这六个字是难上加难，但是宋佳做到了，李玉认为她的身上就那种干净的感觉。这两年在演员圈子里一直有个很火的话题“中年女演员没有戏演”。但是宋佳完全没有这个烦恼，她一直片约不断。李玉认为宋佳是最适合小雪的女演员。她笑言“宋佳的气质独特，非常适合养老虎”。

李玉认为，“理想主义”这个似乎已经过时的词，安在宋佳和马丽身上都是没有违和感的，她们在电影里一起做了很多很傻的事情，包括养老虎、救老虎。然而李玉在之前的试映场里听到一个男性观众说：“小雪跟刘神奇有什么矛盾啊？刘神奇有钱还顿顿给老虎吃肉，他俩一起养不就完了嘛，他还省钱了呢。”其实就是为了对抗这种现实的价值观，李玉才坚持用风格化的摄影和两个有理想主义的演员冲淡电影现实逻辑。李玉说过：“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拍一个童话，我觉得就是现代人太现实了。”

“糖衣里面有炮弹”

早年的李玉导演曾经拍出《红颜》《观音山》等个人风格明显的作品，而《阳光劫匪》的气质与前面几部作品完全不同，似乎在寻求一种商业和艺术的平衡。“糖衣里有炮弹，商业的部分其实是电影的外衣，文艺部分就是炮弹，有力量吗，激动人心。然后糖衣其实是让大家先温暖一下，让你在感官舒适的情况下去接受这个炮弹。”

片中的曾志伟饰演的反派，其实它是一个被自我洗脑的人，那种疯狂类似于尼采和希特勒的结合。历史上的希特勒，其犯下的滔天罪行有其根源，他对于犹太人的敌意，来自于幼年被犹太人欺负的经历。而历史上的尼采，则因为妹妹的去世精神崩溃，他自己写下一封遗书“世界上最后一个爱我的人去了，我何以在生存在这个世界”，萌生了自杀的念头。人在痛苦的时候，会极度偏激，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这是尼采、希特勒与反派角色的共同点。和李玉导演的聊天过程中，我们由影片出发，从尼采哲学背后的逻辑，聊到了弗洛伊德和马赛尔·杜尚，深究其内部的哲学关联。

“我想有一种淘气的东西，他们在说钱的时候，上帝的眼珠子动了一下，上帝在翻白眼，旁边还有个圣母，也在翻白眼”，这样的想法，带着某种马赛尔·杜尚和达达主义的反叛色彩。反派角色的行为方式，自有其哲学表达根基。但深刻的哲理却以浅显易懂的模式表达出来，导演之前曾说过“创作这东西，不露骨，怎露心”，这种“糖衣炮弹”其实也是导演在寻求商业与艺术平衡过程中表现出的另一种坚持。

“《阳光劫匪》依然有纪录片的拍法”

李玉导演是以纪录片出道，上个月随着《我的姐姐》而再次火起来纪录短片的《姐姐》，便是李玉在多年前为央视东方时空栏目拍摄的作品。李玉的处女作《今年夏天》的拍摄对象——两个同性恋女孩就是她在拍纪录片的时候认识的。但在那时，出于保护当事人隐私的原则，李玉决定用一个故事去包装它。于是纪录片摇身一变，成了剧情片。因为剧情片拍得再真实，观众也会有距离感。在这种手法的加持下，两个女孩也自然地演出了她们真实的感受。

李玉导演处女作《今年夏天》

看上去最不像纪录片的《阳光劫匪》中，也有纪录片的影子在。李玉说“在片场很多情节都是即兴的，镜头是事先设计好的，但每一条都是长镜头，就让演员自由发挥。”结果，有人对她开玩笑说“你是用这么严谨的方式拍了个纪录片。”

但是，曾志伟在现场没想到这种电影也可以用纪录片的方法去拍，他一直问导演：“这个也要这样拍吗？然后我们一直演吗？”演员们按着剧本演完了之后导演并不会立刻关机，而是观察演员的反应，这是李玉一以贯之的拍摄方法，这会让片中的人物反应更真实。即使在这样一部镜头工整的电影里，她也依然坚持自己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