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法兰西胶片

今天高考第一天，大家都把自己名字写对了吗？

在这需要打鸡血的日子里，第一导演（ID：diyidy）跟一位毕业十来年才真正当上导演的女编剧聊了一个下午，想给大家布点经，传点道。

她在这个行业里确实有点名气，编剧作品《滚蛋吧！肿瘤君》，票房口碑双赢，还离奇地冲过那年奥斯卡。之后又写了《后来的我们》，提名过金马改编剧本奖。

今年当上导演，拿出处女作《明天会好的》，即便有贾樟柯护航，但口碑和市场反倒不大尽如人意。

这中间必然有创作上的种种变数和闪躲，以及一个新导演在苦修多年后的圆梦时刻，突然发现逐梦与梦本身的区别。

她叫袁媛，一个从河南走出来，看起来并非天赋异禀，却从未走偏这条路，但也谈不上那么热血燃爆，反而很佛系的油田子弟。

我也是一名油田子弟，我和袁媛的成长轨迹，同步率甚高，很多事情能感同身受。

所以这次访谈不在于和导演一起对处女作问题进行复盘，而在于，我自己本人很想再梳理一下，80后一代进入电影行业的贯通之路。

你要是问，我也想入行，可以照抄她吗？

我觉得，能不能，你都得先把这篇6000多字的采访读完，你会发现，它具不具备一针见血的启发这件事并不重要，但，一定会有贴近彼此的参照感。

发稿前，顺手查了查现在的高考规则，又有好几个省市换了高考玩法，什么“3+1+2”“3+3”的，一看就知道会有很多孩子被这种“自由”捆住了脚。

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梦想的小白鼠。

编剧、导演袁媛

01

重述80一代电影启蒙

录像带、有线电视台、教室电视机和《看电影》杂志

我从小油田单位长大的，到现在不会说方言，不会说河南话。我从小也是个影迷，对我影响最大，让我突然对电影有一点感觉的，是我上五年级的暑假，我爸从他们单位抱回来一箱录像带，还拿回来一台录像机，一堆电影，我现在能记得清的是《人鬼情未了》《八月狂想曲》，还有《蝇王》，它当时叫《童年无悔》。

我一看录像带写着《童年无悔》，那就是儿童片吧，结果一看，这是啥啊！挺可怕！看《人鬼情未了》那更是了，虽然也有点儿童不宜的东西，但它很有想象力，拍你把头伸到地铁里哗啦啦过去，或者是你摸人摸不到的地方，从没在中国电影里见过这种场面。

那个夏天以前，我看电影也就是《霹雳贝贝》，嘻嘻哈哈，开心完了就完了。那个夏天以后，我会经常想那些电影，非常奇妙。

还有那部《八月狂想曲》，到现在我就只记得画面上给我非常强烈的震撼，但是它具体讲什么我始终不明白。

那会儿，我们油田上有自己的有线电视台，所谓电视台，就是经常放电影，我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资源，就反复放各种好看的电影，什么《异形》《终结者》，全是在那看的。每次放了之后，第二天小朋友们一上学就聊这个，说昨晚上看电影怎么怎么样，可开心了。

2000年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长突然在看《看电影》杂志。那一本当时还挺贵的，10块钱，只有班长买得起，我们就借着看，我是借得最辛勤的，杂志里提到的很多电影你都没听说过。

另外我们学校每个班都有一台20寸的电视，高一文科班管得松，英语老师有时候会给我们放电影，当时看过《阿甘正传》和《狮子王》，还记得看《泰坦尼克号》的时候，整个班乌漆麻黑的，就那么一个电视在那闪着光，演到那段情节时，你想啊，一群十七八岁的孩子，都很尴尬，觉得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全都屏住了呼吸。

当时我产生了一个意识，就觉得导演是个很牛逼的职业。但至于导演要做啥，他具体的工作是什么，一无所知，只知道所有的电影都把导演先列出来，所有人都会反复提他。

那时候最喜欢的导演自然是斯皮尔伯格，必须是斯皮尔伯格，他有《夺宝奇兵》，还有《侏罗纪公园》，看完以后我就已经惊呆了，我当时就觉得他是世界上最牛逼的人。

后来有DVD的时候，买过一个纪录片叫《黑泽明的电影人生》，我才知道黑泽明画画这么好，他都能把他想到的东西都画出来，这个能力简直太厉害了，就好像完成一部电影，有一半是你导演自己一个人能亲自完成的。

《黑泽明的电影人生》

而我当时只画过《美少女战士》和美术课上教的素描，虽然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担任美术课代表，但我从来没有系统学过的。不像其他家长给孩子掏个几千块钱去上课，我没那么条件。

后来我爸发现我画漫画，严厉地批评了我，批得我哇哇大哭，以后再也不画了。

02

挫败之考学篇

学艺术是不务正业？是那股熟悉的家长味了

我爸妈都是普通工人，他们从来不会认为我们这样的家庭和文艺能有什么关系。但后来我才知道，我爸他小时候很喜欢音乐，他拉二胡还可以，笛子也会吹两下，也没人教他。这事一直到前几年我才知道，他现在都退休了。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就打算考中传的导演系，但父母不同意。因为我的高中是当地最好的学校，没有特长生，没有什么学画画、学体育的，全是正统考大学的。

但是班上突然有一个女生说她想做主持人，要考北京广播学院，她从北京带回来一份招生简章，在班上掀起了一阵小小的波澜，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还有能提前录取的大学。

我一看，这学校有导演系！那干脆我也去考得了。其实当时我并没有那么笃定，就是大家很兴奋，好像多了一个选择，反正有枣没枣打一杆子，万一上了呢！

当时有20多个同学都说要去试试，学校也疯了，说你们想去北京的学生，我们也不拦着，但要签一份同意书，其实就是免责书，拿回家去给家长签字，之后就可以请假离开了。

于是我这念想就被家里给断掉了，你骗不过去啊，你不可能当天去当天就能回来，还跟我爸大闹了一场，我其实就想干这么一件事而已啊。

没去成，回到学校，哭得眼睛又红又肿的，上课还戴一墨镜。当时我是一种谁来劝我，我都一副死样子的感觉，我要与天下人为敌。

老师很给面子，也没敢问，知道我肯定发生了什么。同学还都特同情我，他们都说你父母不支持没关系，我们支持你，大家凑钱给你，你就去吧。

我就记得那天晚自习我也没上，有两个同学，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就陪着我，在我们那个小城里头走路，一直走啊走啊走啊，绕着我们学校周边走了好远好远，走了好几个小时，然后我就释然了，接受我爸的决定。

其实我们那年，去北京的一个考上的都没有。好像也有一个，但是她转学了，因为我们高中不教跳舞，她得学这个，就离开了我们学校。

我爸当时对我的要求就是，你就上郑州大学，一来是211，河南省内最好的大学，二来，不需要离家太远，上个新闻系，再回到我们这个地方，父母也都能帮得上忙，在报社或电视台之类的找个工作，稳稳定定的，再不行当个老师。

我当时选新闻系也有私心，很简单，就以为新闻和电视有关，电视又跟电影有关。但去了以后才发现，我们这个新闻是纸媒，跟电视编导没关系。

导演袁媛（中）工作照 《明天会好的》

我后来也没在新闻行业里待过，毕业实习阶段也是去广告公司，没去新闻机构。正经的新闻实习，可能就那一次，去我们那个油田电视台，跟着摄影记者跑了一天，他就教我，应该怎么拍，从左摇到右，从上摇到下，拍完怎么剪，大概描述了一下。

那会儿记者地位还挺高，你去人家那采访、拍摄、报道，人家都要招待你，完了以后送你点伴手礼带回去。我们那送的是洗衣液，因为采访的是化工厂，我把它带回家给我妈了，这就是我唯一一次当记者的成果。

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还以为当记者一定要揭露点什么。你让我去拍他们工作，去写点那种赞美的话，我就觉得好无聊。我写什么呢，有什么可写的呢。

03

导演研究生之梦

往后也没有什么奋斗能和这段经历相比

考研前夕，我原本是没想到要去上中传的导演系研究生的，大家考啥我也跟着考啥吧。

就在大三下半年的暑假，正好没事干，我就在图书馆里待着，翻杂志，那有《看电影》《电影世界》《环球银幕》，全有，都是合订本，好像学校里只有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有意思的。

当时正好翻到一本理论书，叫《世界电影理论思潮》，书里面有一章讲纪录片，从罗伯特·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开始讲整个纪录片的历史，正好当时中央12套，也就是西部频道，有一档栏目叫《天地人》，它也在系统地讲述纪录片的发展历程，每天晚上七八点的时候演，我正好看到了，这不就是我在书上看到过的内容吗？就好像它又用影像，把那本书的那一章陈述了一遍，我就看进去了，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看的。我就又想起来，之前还在央六看过一部电影，讲的就是这个纪录片之父的传记，重现这个导演他当时是怎么拍的，怎么在北极拍纳努克的这一家人，怎么跟一群爱斯基摩人交流。

《北方的纳努克》

等于说，就这段经历，书、影像本身、影像的改编影像，三种方式，重现一个故事，这让我对电影本体的感受又重新找了回来。

当然了，真正要考中传的导演研究生，又是因为一个同学去了北京，拿回来了研究生的招生简章，然后我又一翻，呀，中传导演系也有研究生啊！我就……

但最巧合的是，那个简章会列出来每个系研究生的导师有谁，你要看的书目是什么，正好就有这本《世界电影理论思潮》！作者游飞！

我当时想啊，这本书，不难懂啊！其它要看的书我也都找着了，也都看了，我们同学又去北京买历年考题，回来给了我一份，因为我考的那一年应该是中传招导演系研究生的第三年，之前只有两届，2002年才开始，我一看历年考题，我都没怎么进行系统性的复习，但一大半都能答得上来，填空题全会。

我在考之前，给游飞老师写过一封信。因为我特别激动，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一个写书的人。信的主要内容是我看了你写的书，特别高兴，我又在中央电视台看到那个纪录片，把这段时间的感受捋了一遍，接着说我特别喜欢电影，希望能有机会接触电影，看到您是研究生导师，我一定会努力，也希望到时候老师见到我的时候能注意到我，反正就这么说了一句。

写完，在最后注明了一句话，说，我也不知道这封信你能不能收到，你要是收到的话，望回我一封E-mail，告诉我你收到了就行。

我在他书上找到任教的信息，我也只知道这么多，不确定能不能寄到。

结果，隔了几天，真收到他的E-mail，算起来他应该是收到信之后，立刻就回复我了，只有几个字，我记得特别清楚：信已收到，祝你好运。

这意味着他知道有我的存在，就是有一个人特别想考他的研究生，而且真的看过他的书，愿意去跟他学。

回想起来，他当时可能觉得我稍稍有点特别吧，毕竟大部分学生都会直接找过去，请老师吃个饭，当面认识一下，我又没这种渠道，就只能靠这种非常突兀生疏的办法去给自己增加一点点印象。

后来去中传面试，游飞老师面了我好几轮，有单独的面试，也有几个老师一起的面试，也有笔试，也要拍照片、拍视频。

那次单独对面的时候，他就见我第一面说了一句话：你就是袁媛？我说对。没了。

然后英文口语面试也完了，复试也通过了，就顺理成章报了他的系，再没问其他老师。

那一年，整个考研期间，我真的比我高考还努力，我也没告诉爸妈我要考中传，等我考上了才告诉的，他们也就算了，不计较了，去吧。他们其实到那个时候已经无所谓你考什么了，是个研究生就行。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让我感到，我的付出居然得到了回报，我就坚定不移地相信，人只要努力，一定会有结果，这句话害了我很长时间，因为往后再没有一件事的体验能和考研这件事相比。

袁媛

04

现实一巴掌

毕业了，低谷了，寻找超越人精神之外的帮助

上研究生的三年里，我也有拍作品，但拍得很差，也没敢发出来过。更没见过什么大导演，就有一次冯小刚导演来学校讲座，那还是面对全校师生的。

也没什么机会跟组，完全没有任何圈能让我入，但是，我总觉得自己已经特别近了。当时我们有一个老师还是陈凯歌的同班同学，你想我跟陈凯歌之间只隔了一个她，你说这得多近啊。

其实中传在电影这一块，底气还是稍微没那么足。它底气不足，我后来底气也不足。

但从上了中传，我确实就没再离开过北京。期间去过一次美国，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交流了一个月，把学费给花了，我也没找家里要，所以刚毕业的时候，我还欠学校最后一年的学费。

正巧赶上延毕了半年，相当于上了三年半的研究生，最后找闺蜜借了一万块钱，赶紧把学费交了。

这就负债了。

负了债，你就得想着怎么才能赚钱，得赶紧找个工作。那会儿有外地大学过来招募老师，或者杭州某个搞电视购物的来招人，就有这种工作机会，我就在那纠结，是去成都的郊区当老师，还是去杭州的郊区拍电视购物？

但是后来都没去。太不靠谱了。尤其像成都这种少不入川，老不入川的，去了就一辈子在那了，我就很害怕这个。

不行，负了债我也要留在北京，我好不容易学了导演，我还做不了这个吗？

就还真做不了。

当时和我的同学一块写了一个剧本，还是一个纯商业的戏，都没说要把它定位成一个什么作者电影，抒发什么，表达什么，我觉得那都是靠后的，就说和同学一起把这个先给拍了。本子之后也得奖了，给你发了两万块钱，我们想，这还不开始顺风顺水了。

做梦！太天真！你去接触各种制片人，都说，你这个挺好，我们考虑考虑，接着就消失了。

日子久了，只能把这个事先放一放，先解决一下生存问题。其实干别的也都是将将解决了生存问题，但会很无聊，不愉快，又不挣多大的钱，两头都没落着，一样是穷，那我为什么还要在这个地方浪费时间。

其实这些苦恼，在拍《明天会好的》之前就释然了，要论《明天会好的》创作动机，它可能会显得比较“伟大”，就是我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被一部电影的温暖到了，就是诺亚·鲍姆巴赫的《弗兰西丝·哈》。

《弗兰西丝·哈》

它其实讲的不是爱情，它讲的是“纽约漂”，女主角是一个跳舞的，我是一个写剧本的，身份不一样，但所处的境遇，我们的心情，对待世界的态度，我会觉得我跟她极度相似。

其实是想用一种自嘲的心态，把这个东西消解过去，就是不要让这个负面情绪一直追随着自己。

你还记得《明天会好的》里面有三处佛像的镜头吗，第一处是最开始papi酱去参加Party前，出门拜了一下，但就给了一个侧面。第二处是一个专门对着佛像的空镜，她住在那个小房间里，然后那个佛像就放在她工作桌子的正中间，她天天就能对着看，那个佛像也一直跟着她。最后一个镜头就是结局的时候，那个佛像出现她的梦境当中。

《明天会好的》

它其实起到一个安抚到她的作用，因为我自己本身到最后，在人生低谷时能安慰我的，让我支撑下来的，的确只有自己的精神信仰。

我是在崩溃边缘的时候，在精神世界垮塌但还没失常的时候，开始写的《滚蛋吧！肿瘤君》。

人为什么会需要这种精神依托，就是因为你的精神圣殿不能完全靠你自己去支撑。人的力量太渺小了，你要靠一种坚信不移的神秘力量把它支撑起来，这样才能在其中生存下来。

有这个契机，也是我当时看了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我会想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突然有一天就好像受到使命召唤般的，抛下一切，跑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在常人眼里你就是个疯子，你老婆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说我要去画画，这就不是一个正常人啊，但他整本书描写下来，我会崇拜这个人，会觉得一个人要是能有这种毅力和决心去做一件不求回报的事情，这个人太伟大了。

《明天会好的》就源于这种“伟大”。

05

圆导演梦

原来并不享受这种社交

其实，一直以来我内心对当导演是有恐惧的，导演要做各种各样的决策，对接各种各样的部门，那个事务特别复杂，我其实不是特别想张罗。我不太享受这种社交，会觉得是个负担。

而且毕业这么久以来一直做编剧，一心一意做个服务好导演的乙方，当乙方当习惯了，你突然变甲方，有点切换不过来。

在《明天会好的》组里，我虽然是导演，但都是各个部门的主动性更多一点。比方说美术组，美术师的意图永远是希望场景看起来好看、精致，的确会包含他很多有意思的小东西，比如papi酱租的房子，一开始不是一个开间，是一个有层次的设计，但我把他那个设计给否定掉了，因为这和我接触到的生活不一样。还有就是地板太亮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他们没时间做旧，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整个房子都旧旧的，唯独地板看上去那么新，我这时候才有点生气，因为第二天就要拍了，你们只有一晚上的时间，我不管你们怎么去实现，你们去给把这个事完成。这就是我做导演能给到的最大的压力。

我还记得开机第一场戏是拍庙里，在安吉，正好开机仪式不都要拜一拜么，就顺便把庙里的戏拍了。

当时我还有一点紧张，先拍哪个镜头，这个事是由我来决定还是摄影指导来决定？得找摄影指导问问。她觉得应该先拍哪个机位的什么什么，再拍什么什么，然后就把这个定下来了，这就是一开始。

结束的杀青戏，是补拍papi酱在火边跟年轻一点的自己对话。原本那场戏拍过，但效果不好，就决定最后回来重拍一次，为此我们又租了一台很贵的摄影机，它需要拍两次，先拍一次成年papi酱说话，再一模一样地按刚才的运动轨迹拍另外一个年轻的papi酱，一般摄影机想在现场做到完全重合是不可能的，但那个机器就能做到。只不过重拍这个镜头的时候我们没有回南方，而是在北京香河附近找了个相似的地方。

杀青之后，总有种遗憾的感觉。其实，《明天会好的》在制作过程中，产生了方向上的变化，目前这个结果，实际上是变了气质和调性的。

变在哪呢？之前调性会更丧一些，没有旁白，也没有那么多蒙太奇，就挺贾樟柯的。所以我们最初开拍前就找他做的监制，他当时看完本子对我还是很认可的，后来因为资方也好，市场需求也好，在拍摄完毕之后，做了这方面的调整，我都觉得有些惭愧。

这种调整从难度上对我来说没那么大，你唯一要克服的难度，就是它跟你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你原来是要那样的，现在人家要这样的，你必须做出一个决定。

剧本我还会一直写下去，但当导演这事，还是看缘分吧。其实很多人都来找我，听说我已经开始转导演，就问我能不能过去当他们的导演，有很商业的，也有很文艺的，几乎都是偏女性一些的题材。我都替他们捏一把汗，我说你们还是先看看我这部吧。

我会对一种新观念、新思维的东西感兴趣，哪怕故事是老的，但你让我去操作那种高概念，我也没那个本事。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会成为大师，我能努力地成为一个匠人就很好了。

现在，我刚刚做完一个疫情题材短片集的剧本总监，回忆疫情环境下，大家价值观的这种撕裂，有一天你突然会觉得，我跟你是闺蜜，怎么我们的想法如此的不同，你从来不会觉得我跟你之间会有什么鸿沟，会有什么不可逾越的“你不懂我，我不懂你”的东西，但疫情就让这种东西出现了。

你会发现，所有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它其实都是有条件的，你只要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朋友可以变成敌人，敌人可以变成朋友，你会有突然的这种意识，你一方面会觉得这拓展了你更多的认识，另一方面你又会对一些东西再次冷静下来，不像以前那样，以前还是在某方面比较天真。

这种东西可能不会特别直观，我要用一个故事去传递这种理解，它会潜移默化地融入到我未来的作品中，会有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