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杨荔钠：我脱掉衣服，裹住猫狗的尸体，女儿终于瞧得起我了
采访、撰文/法兰西胶片
“我经常会收那些猫狗的尸体，肠子肚子都很烂，我看到它们，就会把衣服脱下来，包裹这些尸体，我也不怕别人看，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生命的尊严，比我更重要。那我的女儿平时她很瞧不起我的，她觉得我什么都不是。但是那一刻她会说，妈妈你真棒。”
这是导演杨荔钠作为一名母亲，少见地获得了女儿的认可。
但她的遗憾是，这种本不需要被夸赞的举动，正在这个时代，慢慢消失——人们渐渐失去了，或者说，已经丢光了善良的本能。
导演杨荔钠
所以现在这部《妈妈！》特别重要，她是一部当前最紧迫时刻下尽最大努力自我勉励的电影，她是一部在内容上考古，在将来，她自己本身也可以用来考古的电影。
在未来，观看《妈妈！》的人会说，你看，过去还有两个老太太那样说话，干那样的事。
干哪样的事？
向知识分子致敬，向阿尔兹海默病患者施加关爱，对上一代缅怀，对下一代祈福。
她不想让温暖隐于烟尘，她想让大善尽显于世。
第一导演（ID：diyidy）特此专访电影《妈妈！》导演杨荔钠和她三十年的好友、监制尹露，回溯这次创作的表意与幕后故事，重谈创作初衷、对知识分子的推崇、对老年病痛的剖析、对未来后生的审视，还有对影像中水的再次陈述，对导演职业使命的终极归纳。
万字稿，适合安静下来的我们，深夜枕边轻读。
01
哪来的一对母女？
“她们没有代际隔膜和伤害，她们更像女性命运的共同体。”
第一导演：《妈妈！》这个故事是出现在《春潮》之后，还是一直以来你都在琢磨它？存在一个明确的人物原型吗？
杨荔钠：有人帮我梳理过，说我从处女作（《老头》）到现在，一直以来都关注老龄化，关注老龄社会，女性议题、老年社会，还有儿童，就是孤儿院，我拍了30年，到现在还没拍完，就像是我人生的大半圈，我一看还真的是这样。
只是《妈妈！》这次不同，我是到了人到中年的阶段，回到女性的老年的这个议题上来了，我是照这个去创作的。
如果非要说有一个原型，那我相信这个原型它不是一个个体，也不是我身边的人，而是上一代人的一个概念，她们在我们的书本里，在我们的生命之外。
第一导演：怎么看一个60岁和一个80岁的两个女性老人，她们在电影一开始的生活更像是一种独处？
杨荔钠：这是她们这对母女的特点，是血缘关系，但不捆绑；是母女，但彼此留给对方空间。每个生命它都是独立被尊重的。
我特别不喜欢那种没有节制和距离的亲密关系，如果说这种合体和独居是她们接受的、舒适的，那也很好。
第一导演：不过因为要戏剧化，我感觉一上来这对母女是彼此对抗、抗争的，这背后的生活线索是什么？
杨荔钠：我认为她们之间唯一的抗争就是对命运的抗争。她们其实是相濡以沫的一对，尤其是在丈夫/父亲离开以后，她们就成了一对共患难的共同体。
不过这个抗争或者矛盾，我认为是她们生活当中最弱化的那一部分。
所以说，她们的关系恰恰是很友好的，是很特别的。对，比如说母亲之前的那种小孩的模样，任性、撒娇，她只有对特别信任的人才这样，那是一种依赖感。女儿生病的时候，母亲马上转换身份来照顾女儿，她再次做回了母亲。
第一导演：这个关系调转很有想象空间，不知道你从一开始设定人物上就是这个骨架吗？
杨荔钠：必须。这个就是我最基本的基本功。
第一导演：《妈妈！》和《春潮》之间，有一些表达上的联系吗？
杨荔钠：我在写《妈妈！》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春潮》，因为《春潮》对我来说翻篇了。对，而且100个母女，有100个母女的样子，对吗？
她们的同源性就在于，她们同样都是讲述亲密关系，都有不同的时代印记，父亲基本都是缺席的，都在探讨一种生命的本质。
第一导演：我记得《春潮》有一句台词，就是“你和母亲的关系也是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它正好也受用于《妈妈！》，只不过结果是不一样的。
杨荔钠：对。所以《妈妈！》的母女，跟《春潮》最不同的是她们没有代际之间的那种隔膜和伤害，她们更像女性命运的共同体，虽然有病痛，但她们是彼此相爱，走完了这一生，是很不同的。
导演杨荔钠片场照
02
消失的知识分子
“考古能让我们看清过去，也记得现在。”
第一导演：之前《春潮》母女也是知识分子，但是并没有重点刻画这个层面，这次的知识分子母女的身份就非常显著，这里是怎么思考的？
杨荔钠：《春潮》里的母亲也是个老师，但她并不像《妈妈！》这对，她们真的是大学教授。我自己是想得很清楚的，为什么要做一个跟知识分子有关的故事，不是再回到《春潮》那样的一个没有那么明确的表达。
我想说的是，是不同的时代，造就成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比如说《妈妈！》里母亲的时代，正好是中国开启民智的时代，所以很多知识分子自觉选择了文科；而女儿的时代，是中国需要建设的时代，所以很多人选择了理科，她的选择余地会大。其实是时代加给知识分子身上的历史任务和使命。
导演杨荔钠片场照
第一导演：你觉得两代知识分子之间会有分歧吗？
杨荔钠：如果说有分歧，可能就是每一个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要求不一样。但是从良知和价值观的角度，我看来是没有分歧的。
第一导演：特别想问，父亲的考古学这个设置，有一语双关的特性，这个人物跟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直接的情感关系？或者那种关联仅存在长辈对你的转述中，现实记忆当中是没有的。
杨荔钠：我知道你的这个好奇是友善的，但我身边有些男生，学者还有我的同行，他们经常会问我类似的问题，就是说你借鉴了什么样的经验？这个时候就会骂他们，我就是说在男人的视角里，他总认为你今天的结果一定是要从哪哪哪获得的一个经验，或者从男性世界提取了一个什么……
但你知道，对我来说，我不能拍民国，不能拍古代吗？不是的。我认为公共的经验也是经验，他人的经验也是经验，因为这就是你在体会他人的情感。比如说我们会从一本书、一部电影里边获得一个经验，这些都是间接的经验。
这种间接经验对我来说很重要，你看电影里的父亲，他告诉过女儿，考古能让我们看清过去，也记得现在。
第一导演：这是全片极其重要的一句台词。
杨荔钠：父亲这个角色连接着母女的过去与未来，她们是千万个中国家庭当中的一员。但是她们彼此之间的那种爱恋、情感和思念，那个都是人共同的一个情感经验。
所以我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与其说，我借鉴了什么，不如说，是那一代人的命运，那一代的人，我跟她们的感情，建构了这部影片和这个家庭的所有的结构与结局。
03
是惩罚还是解脱
“阿尔兹海默病像魔鬼，它扑向她的同时，也解开她的枷锁。”
第一导演：女儿有个非情节化的设定，她终生未婚育，这里面一定有她和父亲的经历的影响，不知道这里的前史是怎样的？
杨荔钠：我们的故事设置在2014年，母亲出生在1930年代，她这一生经历过抗日战争、建国初期以及所有国家发展建设的阶段。
爸爸也是母亲的大学同学，他们结婚，当时两个人都很忙，一心扑在国家的考古和教育事业上，几乎顾不上女儿的成长。
女儿出生在1951年，虽然父母有时候会忽略她，但是她同父母有很美好的记忆的。就比如说她踩着父亲的鞋上跳舞，到了初中她也是好学生，但是在16岁的那一年，她可能就再没笑过，之后就经历了上山下乡，母亲是文科老师，她选择了理科。
整体来看，母亲懂得化解苦难，但女儿会吞下苦难。如果说形容她们俩的不同，我希望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女儿淡雅如菊，而母亲是一朵玉兰，她们俩就是，一个冷调的，一个暖调的，包括我们在服装造型上都会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你问到，她为什么不生育？其实这些对女儿来说，她可能早就想清楚了，她不生育跟爱情没关，跟遇没遇到什么男性没关，跟她自己有关。
你看她的食材就像一个清教徒，只吃根黄瓜，喝一碗粥，然后拼命地工作、干活，其实是对自我的一种惩罚，她一直背负着这样的一个惩罚，跟自己过不去。
第一导演：说到惩罚，我觉得阿尔兹海默病在很多作者电影里，不单单是一个普世的社会关怀，它更多是一种对角色过往的惩罚，是一种象征。
杨荔钠：我们有医学顾问，也做了很严谨的调研，其实这个病，每个人的发病特征都不一样的。但是一定是跟她过去或者她的性格有直接关系。
其他人我不了解，我比较了解电影中的女儿，女儿她就是一种样子越平静，内心越煎熬的性格。
阿尔兹海默病其实就像一个魔鬼，它扑向她的同时，也解开她的枷锁。她得病以后反倒释放了那份沉重。
所以我们说，最可怕的不是疾病和衰老，是你怎么走出精神的桎梏，这是女儿身上的双重悲剧色彩。
尹露：我们的阿尔兹海默病的顾问是天坛医院的张巍医生（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她看了这个片子说，其实一些患病的女性，就是因为有过年少伤痛，或者整个人生过得很苦，以及她的性格造成的，最后她发阿尔兹海默病的这种症状是会比一般人重很多。
第一导演：就是历史积压的负能太多，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看到下雨那场戏，就会觉得，这里奚老师是不是有点演得太超过了，后来那个历史信息量抛出来，我才意识到就得这样。
杨荔钠：女儿患的是深度的阿尔兹海默病，会有更多的幻觉、幻听，比其他人重。所以在表现力上，雨天发疯那场戏恰恰是女儿发病中后期的一个分水岭，你看她把院子门打开，做了一个举的手势，她是在等爸爸回来。就是她越到发病的后期，她跟父亲的链接越深。
所以这个时候，母亲能同情女儿的思念和自责，因为女儿之前是不会有暴力倾向的，她咬了母亲一口，加剧了病患，还有为母女以后更艰难的日子做一个铺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必须让她有一场这样的爆发戏。
尹露：对，她也不太跟人交流，独处的时间太久，就是孤独，这是阿尔兹海默病一个非常重要的触发点。
第一导演：那到底是解脱还是惩罚呢？
尹露：我跟导演都认为是真正的解脱，包括她和母亲关系再次倒置，重新变回孩子的样子，人生最肆意的时候。当然对照料者来讲的话这是煎熬的，但是患病的人，她自己又不知道，并不知道这个世界在干嘛。
第一导演：要这么一说，那这个片名《妈妈！》我就明白了，她得这个病，其实是一声呼唤，是在求救，就是女儿实在撑不住了，喊了一声“妈妈！”她痛苦一辈子了，不顶了，这么一喊，妈妈才意识到自己是妈妈，女儿才又可以称为女儿，之前俩人刻意错转的身份又归位了。
尹露：对。你理解的没错。
监制尹露（左）和导演杨荔钠在片场
04
水下动物
“水有点像一个界限，既是女儿和父亲之间的界限，也是生死之门的界限。”
第一导演：我看这片时对影像感的第一个异样是女儿在湖边发疯，我就意识到杨导对水的意向要开始了。
杨荔钠：我当时很想拍她站在湖面上，周围全是水，放眼望去，刚才的路都不见了，但这个实现不了。
第一导演：拍不到这个镜头？
尹露：不是拍不到，是怎么让老演员站到湖面上，难度太大了。但我们的摄影也很聪明（地完成了），因为导演的要求就是水的意向。
第一导演：很想知道杨导对这种水的影像感的东西是明确的，还是说自己也是在过程中才确定的？
杨荔钠：我觉得一个创作者她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她自己是很清楚的，这是自我选择的过程。我不能说我稀里糊涂的，今天我看到水就感兴趣，明天就……它不是这样的。
水，我认为它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它既是抽象的，又是具象的。它在电影美学里边是一个重要的呈现，而且，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水下动物。
第一导演：水下动物？感觉在哪听你说过这句话。
杨荔钠：这个还真没说过，对，我自己就是一个水下动物。而且水在电影里，它有点像一个界限，它既是女儿和父亲之间的一个界限，也是生死之门的一个界限，你怎么理解都行。
我不想把这个话说得特别清楚，那样也没有意义，观众会有各种各样的解答，就比如说《妈妈！》结局在海边，《春潮》是在河边，对观众来说是一种更开放的结局，就是你无论是把它理解成女性的命运，还是一种特别形而上的东西，我都接受。
我并不想去执意地去引领一种表达。
尹露：插一句，《春潮》我最喜欢的就是最后那水。
第一导演：对，好像大家都是。那段就特别水下动物，回到原始的母体里去，那多舒服啊。
导演杨荔钠在片场
05
表演之痒，演员之氧
“她们来到剧组那一天，也是监制最焦虑的时刻。”
第一导演：咱们这回两位老演员的合作过程是怎样的呢？
杨荔钠：其实在两位主演上，我没有更多的选择，你想想对吧。
第一导演：就笃定了她俩。
杨荔钠：尤其是这两位老师，她们身上具有的那种书香气，还有知性的气质，它并不多见。
所以我其实很早就聚焦了这两位老师，尤其是吴彦姝老师，我记得我还没有剧本的时候，我就跟她见面，给她讲这个故事，讲母亲的形象，然后当时吴老师就在我旁边听，一边听一边点头，所以我就差不多在那会儿，还是一个人物大纲的时候，就跟吴老师约定好了。
第一导演：你们之前就认识？还是为了这个本子约的？
杨荔钠：不认识，为这部戏约的。
第一导演：那奚美娟老师呢？
杨荔钠：奚美娟老师，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余地。
第一导演：我一个朋友，在看这片的时候串台了，把奚美娟和《闯入者》里的吕中搞混了，因为正好她们在角色主题上有相似性。但我觉得奚美娟比吴彦姝老师有个优势，就是她出来得少，吴老师是最近演得太多了，我感觉每个月都会看到一部吴老师的片子。
尹露：你不知道，吴彦姝老师就是喜欢工作，喜欢剧组的生活，不愿意在家闲着。她很活跃，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第一次见面她自己打个车就来了，完全没有人陪，特别独立，在剧组也是开心果。
但奚老师我们是几顾茅庐才请来，非常之难。最早我们在南京，杨导先跟奚老师见面，两个人聊得挺好，我以为聊得好，那就没问题啊，可这个过程当中，奚老师很久不出来演这样的电影，戏份又这么重，她很谨慎。
而杨导在演员上基本不给我任何选择，通常我们都会说，我们有很多人选，让导演选吧，不，她完全没有，她就要奚美娟，只能奚美娟。
所以当奚老师的想法让我觉得不是很清晰的时候，我就很着急，她也没有什么经纪人，我为了奚老师又飞了两次上海，直接面对她，我得赶紧弄合同啊，不然时间对不上，我怎么办呢？我说奚老师你赶紧的啊，你不跟我签，我就要疯了。
第一导演：哈哈，那奚老师她具体的担忧是在于？
尹露：她没有担忧，她就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经很平静了。但这部戏的突破，对她这种演员需要的那种身体力行的东西，她背后要做的功课，要调动心力，很大的。而且她还有话剧，有很多政务的事情，所以她在面对这个事的时候，她是喜欢的，但做决定的过程却慢慢悠悠。
我就不行了，急眼了，再不确定我可就开天窗了。
第一导演：话说回来，拍摄她们俩时，比方说奔跑啊，爬梯子啊，跳窗户什么的，现场要怎么去做防护呢？
尹露：导演，你来说。
杨荔钠：对于这两位老师的演出，就是当她们来到剧组那一天，我估计也是尹露最焦虑的时刻。因为她作为一个制片，她无数次地跟我说，一定要保护好演员，一定要有分寸，宁可就是戏延期，也要排好她们每天的通告，照顾好她们的休息。
所以这个差不多是尹露工作经历当中最紧张的一次。我记得有一回，奚老师在船上，在那个湖边，她完全不需要来的，她在岸上就行，结果她也跟着我们坐船，她就是想告诉剧组，我和大家在一起。
那场戏，水特别深，一旦出事故，那就是一个特别糟糕的事件。当时旁边的组员都穿上救生衣，包括摄影组，所有在场的主创，哪怕旁边本来就有救生员。
尹露：这一次从筹备到拍摄，我一天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剧组，甚至是从早到晚就是我全程跟的通告。我就是紧张，就觉得老人不管怎么样都得看住，即便她们很负责，进组之前都做了身体检查，带着好身体来的。
所以，我一直跟杨导说，可以慢一点拍，这部戏的重中之重，就摆在眼前。
第一导演：有没有奚老师吴老师想玩个大的，被你们给制止了的？
尹露：你不知道啊，吴老师身体好到让我们都觉得诧异，那些蹦的镜头，跑的镜头，吴老师可以来回做好多趟。她的身体好到我们确实都觉得……她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我们年轻人都不行。
第一导演：确实，我自己看都下意识去猜某个镜头会不会是替的。
尹露：还有奚美娟老师淋雨那场戏可把我吓死了，我就跟他们说，真的要淋吗？我说你可想好，要淋着了，感了个冒，在疫情期间，万一发烧了，你说怎么办？
所以我就说能不能人工雨做小一点，我一直在问她，她们都不理我，她们就笑着说，好好好。等到了下雨那天，我靠！怎么那么大的雨啊！奚老师肺比较敏感，很容易导致嗓子不行，这是这么多年的职业病。可奚老师在现场演开心了，我也没办法，也不能上前阻拦。
还好没什么事情，就是阿弥陀佛，真是阿弥陀佛，杨导！你说！
杨荔钠：我记得那天，也受老天眷顾，拍雨戏之前两天都是阴雨，那天就有太阳出来，温度正好，即便是雨戏也没受太大影响。
还有好几次，就包括奚老师在船上那场戏，当时是疫情，桐乡被封闭了，我们要关机之后，可能那场戏基本上就拍不到了，但就在我们临走的时候，桐乡那个地方又开放了，就包括我们杀青那天，那都是结束了以后，第二天杭州才有疫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非常走运的。
导演杨荔钠片场工作照
06
未来的未来
“我的女儿很瞧不起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是，但当她看见我脱下衣服裹住小动物的尸体时，她会说，妈妈你真棒。”
第一导演：刚才咱们聊了两位老人，但还有一个文淇扮演的叛逆少女周夏，她这个角色，我直说啊……
尹露：没问题。
第一导演：周夏中间似乎有很大的断层，尤其最后那场戏，她照顾完两个老人，又走到婴儿旁边，疲惫地叹了口气，这个信息量我快跟不上了，她叹气是因为她身上也产生了负能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杨荔钠：我可以解释，但关键是我解释出来，你明白，其他人不一定明白。
文淇这个角色，它确实是一个槽点。当时我和尹露从开始的时候就有预设，就是大多数人会不会不接受，确实这个也是我们给自己埋的雷，那现在这个雷被点爆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去应对。
那我设计周夏这个角色，在我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不希望在母女世界里，就只有她们两代人。
我们的生活一直是代际的，周夏跟我女儿差不多大，这一代年轻人有她们的特质，就是我自以为是，我挺好的，我的价值判断、相处方式跟上代人就完全不是一回事。
当时我觉得女儿那个角色，她本身也是个老师，当她在一个时空里看到对面的那个年轻女孩子的时候，我想她可能会想到自己，甚至想到自己年轻时的过错。
其实我的理想愿望是她们有一种相互救赎的关系，周夏不也说，看上去是你拯救我，其实是我成全你也说不定。
第一导演：但我当时就想，她怎么这么厉害，能说出这种话。
杨荔钠：我认为周夏是受过教育的小孩，她的特点就是我什么都懂，我什么都明白，我犯错我是故意的。
第一导演：她去奚美娟老师家里偷东西，其实是一个历史时空的重叠，和当年父亲的离别有关系，产生了投射，那时候我是能理解这个角色的功能的，但之后我又糊涂了。
杨荔钠：对，这就是大家都吐槽我们的原因。我是想在周夏身上诉说一种人际关系，我们不需要你是我的亲人，不需要我们是朋友，我们可不可以就这样友善地对待对方。
这种信任，我认为是所有人际关系里最美妙、最难得的一种。这本来也是人性当中，特别本能、特别良善的部分。
我认为我还想再呼唤这样一种精神，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良好品质。但我不知道能不能被看到，可能这种表达还是有限吧。
第一导演：要不然你给周夏一个更连贯的动机的痕迹呢？
杨荔钠：问题就是我的笔墨可能还是不在于她，因为她既是代际的，然后她也是照进母女生活的一道阳光。在女儿生病的后期，母亲也疲惫不堪了，周夏的到来，真的令她瞬间有种解脱，有种幸福感。
而且周夏还有她自己的生活，她能带着一个女儿回来，走上人生的大学，已经是最好的回馈了。所以我也不想有太多的笔墨给她，她跟奚美娟之间这样一个很相互救赎的关系建立起来了，我觉得就足够了。
第一导演：所以她最后那声叹气，并不包含厌世。
杨荔钠：我相信周夏一定走向了更成熟的自己，她肯定不会说我又被生活的重担压垮了，那声叹息是因为我未来没有出路？不是的，我并不希望是这样。
她那声叹息，我认为也可能是对母女的叹息，对吧？同时她也有了女儿，她也成为母亲，一段新的生命关系刚刚开始，但是那对母女，她们的生命确实越走越远。
说真的，我在写周夏这个角色的时候，从来都没犹豫过。有的时候我走在路上，我会做一些事情，跟很陌生的人说话，又或者，我经常会收那些猫狗的尸体，肠子肚子都很烂，我看到它们，我就会把我的衣服脱下来，包裹这些尸体，但是我也不怕别人看，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生命的尊严，比我更重要。
那我的女儿平时她很瞧不起我的，她觉得我什么都不是。但是那一刻她会说，妈妈你真棒。
所以我就说，当你把这种东西变成一个日常，它本来是我们人性当中应该具有的，就是很平常的、很不需要被夸奖、不需要被赞赏或者被看重的东西，那现在在这个时代，也在慢慢地消失。
尹露：这个确实是，我们几次调研下来，其实观众都对周夏这个角色是有意见的，但是直到最后，我们还是给她放进去了。就是说哪怕她是一个槽点，但是如果人能感到这种，感受到作者对这对母女的善意，包括对当下的善意，这种东西我觉得也够了。
第一导演：那这不单单是我们，这是整个世界当前都在面临的问题，人的善意的本能在消失，或者就没有这个本能了。
尹露：所以没法解释，你知道嘛。
07
终极使命
“我并不想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只想在步入中年时做对的事。”
第一导演：现在拍完《妈妈！》，是不是又迈过去心里的一道坎？
杨荔钠：至少这一个阶段是，困惑在我心中的一些……我也有我的枷锁，我也背着我的负重。
我一直说，如果你抛开时代去谈人都是不完整的，生活总是要继续，人的意志和自己的命运抗争，你才能从那种暗影当中走出来。
就包括我们的电影里的母亲，她都解开了自己的苦楚，把自己的苦难咽下去，像烛光一样，把自己的光和热都给了女儿，两个人相互扶持着，就过去的那些岁月，还有过去的那些隐痛，其实在她们身上，你是看不到那些影子的。
尤其今天当我也成为母亲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要给自己的小孩做一个榜样。
第一导演：怎么做这个榜样，而又不像说教？
杨荔钠：我可以通过阅读，通过我自身的生活，比如说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怎样警醒，应该做什么？该怎样互助，这些最基本的常识。我相信在孩子身上，如果切实地发生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会能感受到的，会找到自己解读和打开这个世界的大门。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
导演杨荔钠在片场
第一导演：刚才说枷锁，你现在身上需要用电影来解脱的枷锁还多吗？
杨荔钠：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会有，会一直有。
第一导演：它是一直就在，还是说突然间又冒出来的东西？
杨荔钠：不是，我理解的话，它就更像是你的一种追问，或者是你的一种良知、一种诉求。对，就是我觉得这些它都是，不论是我作为作者还是一个成年人，还是我的女性身份，都可以夹杂在一起形成一个关于我自己的一个角色对吧？
就是它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命题，就是我的功能、我的职业允许我用我的手艺来表达，表达我对什么事件的敏感和兴趣，什么样的重负是需要我来好好书写。我们也能通过这种书写来提醒自己，提醒现在的人或观众。
但是我并不想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是想希望更多的人在这部电影中能获得一个，它不是一个堵口，它是一个出口。比如说你在《春潮》里，它可能还有一种悲观的，就是残酷的那种情绪，但是在结尾的时候，我还是释放了一个希望的出口。但是在《妈妈！》里，我觉得恰恰不是，就是风轻云淡，我们要学习他们这种老一代的精神，他们不是越活越不清楚，他们是越活越坦荡，越活越像那个海浪一样，包容万象。相反，那个海浪也回馈给世间万物所有需要他拥抱的精灵，我认为这就是人和世界的相处，也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我的一个世界观。
尹露：我多说两句杨导，我觉得她跟其她女性导演真的不一样，我们从十七、八岁的时候，在一场考试当中就认识了，到现在三十年了。她2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我还不知道自己怎么样的时候，她就已经在拍《老头》了。她当时只不过是一个话剧团的演员，就拿起摄像机，我们那么熟，但我根本想不到她会这样。我就觉得杨荔钠在有些时候看起来比她们还“老”。
我觉得杨荔钠对人的原谅的成分，对人宽泛的程度，对我而言都觉得让我震惊，我总说你是不是傻、缺心眼，就老是这样。
导演杨荔钠（右）和监制尹露年轻时代的合影
杨荔钠：我为什么愿意跟尹露一起合作，我们在合作的时候其实是不讲朋友关系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不能拿电影当儿戏，因为你跟我好，我认识你30多年，我们就是把这个关系建立在一个工作层面上，这是特别轻浮的举动，我们现在都不会那么不谨慎。
就是我们还是很肃穆、很严肃地来对待电影这件事情。那我们其实作为电影人也是想，我们也做了我们该做的事，就像女儿的台词，你要做对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和尹露，我觉得我们都在人生步入中年的时候，做对了一件事情。
导演杨荔钠（右）和监制尹露（中）在片场
第一导演：聊到最后我想问，尹总第一次看这个本子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
尹露：早晨。她半夜发给我，我早晨醒来，还没起床，点开直接看。然后就突如其来的，到最后被感动得嚎啕大哭。
以前看别人的故事，也会感动，但这次是和自己的心境很近，现在想的是如何面对人生的终极问题。
杨荔钠：尹露她以前几乎不接受任何媒体的访问，在幕后她是一个工作狂，一旦站在聚光灯下，她就一直在躲闪。
我想说的是，就是从《春梦》到《春潮》再到《妈妈！》，《妈妈！》是被保护得很好的一个作品。它没有被伤害，没有被侵犯，反正被照顾得很好的。
如果她是个小孩，那她是个很幸运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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