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叉烧往事（chashaows），作者：叉少

楔子

1994年2月，《活着》完成最后的剪辑。可惜送审受阻，影片无法公映。张艺谋觉得自己奖已经拿的够多，不差这一部，只是千万不要起冲突，免得以后拍不了电影。他建议投资方尊重有关方面的决定，放弃去国际电影节参奖的机会。

但没多久，戛纳电影节传来消息：《活着》被台湾制片方送达，已入选竞赛单元。

电影未过审，如果此时张艺谋再出国参赛，便意味着与体制分庭抗礼。制片方担心影片获奖却无人在场，希望葛优与巩俐作为演员出席戛纳。

葛优害怕坐飞机，更重要的，他对自己的表演不自信，不好意思出席。张艺谋的文学策划王斌鼓励他，两人晚上聊了很久。

事到临头，葛优还是去了。

颁奖那天，《活着》获得戛纳评委会大奖，葛优拿了影帝。不像前一年的《霸王别姬》，陈凯歌带着演员感受电影人的至高荣光，张艺谋只能在录像带上看到颁奖典礼。

< 巩俐与葛优在戛纳 >

电影节专门为张艺谋设了一张椅子，空空的座位上写着：导演张艺谋。

也许早两年或晚两年，张艺谋都不会陷入这份尴尬。偏偏那年，他的后辈们把中国电影规则搅了个天翻地覆，弄得局势紧张异常。

对抗

1985年，张元、王小帅、娄烨、路学长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娄烨、王小帅进了导演系，住上下铺，张元则去了摄影系。

这几人毕业那会儿，霹雳舞少年贾樟柯刚刚高考落榜，离开故乡小镇去太原补习美术，决定以艺术生的身份复读。可惜文化课太差，贾樟柯一考三年，直等到北影改制，他才以旁听生的身份进了校园。

1992年，贾樟柯考完专业课去美术馆看展，看到了介绍张元、王小帅的报纸，头一次听到了“第六代”的说法。他还不知道，日后自己也将成为其中一员。

 < 张元 >

还在上学时，张元在电影学院门口拍作业，一个法国人（后来成了法新社社长）看到，停车下来和他用简单的中文聊了两句，又看他拍了一会儿就走了。有天法国人突然打来电话，说团队里有个摄影师要回家照顾妻子，请张元帮忙拍摄。

张元有了机会，给法国、瑞士、德国电视台拍了一些短纪录片。等手里有了些钱，就在西单买了两间小破房。毕业后，张元被分配去八一电影制片厂，但仗着有钱，他一天班也没上。

毕业前后，张元和王小帅共同策划，筹拍第一部个人长片《妈妈》。电影讲了一位单身妈妈照顾残障儿子（黄海波饰演）的残酷故事。那会儿电影厂标没弄到，剧本也没过审查，几人向一家私营企业找了20多万，就把电影拍了。故事灰暗，无人问津，张元决定把片子送出去。

刚好王家卫在北京，帮了张元一把，他把电影拷贝塞进行李箱，“走私”去了法国南特电影节。

没想到，电影在国际上大受欢迎，那份拷贝跑了一百多个电影节，都被放烂了。

《妈妈》是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张元的野路子给第六代开了先河，后来第六代的主力们纷纷走上自筹资金拍片的道路。

不像张元那么有资本，王小帅毕业后服从分配，进了福建电影制片厂。等了许久，一直没有拍片机会。1992年初，北京资料馆的人到厂里开座谈会，点名问王小帅怎么还不拍戏。厂长说每年只有一个指标，大学生要锻练五年。王小帅听了直接离席，会还没开完，他已经出了厂门。

张元的第一炮打响之后，王小帅回了北京，想看看自己能不能也“玩点野的”。

那会儿王小帅见到熟人就问有没有“款姐”，他认为自己综合素质过硬，不但能搞定款姐，还能套出钱来。可惜款姐没找到，只碰见了学美术的穷苦老同学刘小东。

大家一商量，拍电影哪有那么费劲，演员现成的，故事也不用编，让刘小东演自己的苦逼生活就行。

< 青年王小帅 >

几个人凑了点钱，电影就开机了，娄烨客串男二。王小帅冒充学生去柯达拉赞助，又向北影厂借废机器。5个月后，电影杀青，只花了20万。

这部电影叫《冬春的日子》，在国际电影节上获了大奖。

与商业片不同，艺术片走的是另一条路，只要在重量级的电影节上得奖，片子几乎都能获得奖金与不错的版权收入。

凭借《妈妈》，张元获得法国政府提供的10万美金奖金，相比投入的20万人民币，回报已经翻了几倍。

二十几岁名利双收，第六代的先行者品尝到了自由的美妙滋味。

《妈妈》之后，经王家卫的摄影师引荐，崔健找到张元，要拍《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的MV。拍着拍着，张元有了一部电影的构思。 

我光着膀子，我迎着风雪

跑在那逃出医院的道路上

别拦着我，我也不要衣裳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故事围绕崔健展开，俞飞鸿演片子里的女人，男人由崔健、臧天朔、窦唯、唐大年、刘小东饰演。张元用奖金和崔健联合投资，又拍了一部独立电影。

< 张元与崔健 >

片子叫《北京杂种》，里面的人全说脏话。开机的一瞬间，张元想到，这个片子不可能过审了。他早早放弃努力，再次私送影片，走上了国际电影节展播之路。

1993年9月，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代表团带着影片《幻影》《找乐》与张元私自送展的《北京杂种》狭路相逢。

代表团要求组委会拒收张元等人的影片，否则就退出电影节。组委会站在张元一边，代表团愤然离场。

几个月后，荷兰鹿特丹电影节重演了这一幕，而且动静更大。热情过度的国外友人不但以“中国电影专题”的名义展播了第六代导演的电影，还召开了“为第六代争取在中国拍片权利”的新闻发布会。

事情闹大了。

1994年3月12日，有关方面对私送影片参加鹿特丹电影节的导演作出处罚，发出《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

其中包括张元、王小帅、何建军、吴文光、时间、田壮壮（第五代导演）和宁岱（张元妻子）七个人，媒体称之为“七君子事件”。日后的“龙标困难户”娄烨因为没能凑够电影启动资金，完美避开了这次处罚。

此时《活着》刚刚被禁，而戛纳电影节就在5月。张艺谋不想成为“君子”中的一员，建议投资方不要拿《活着》送国际参奖。不像与第四代之间的亲密，第五代与第六代的第一次遭遇就有些不大愉快。

第六代的先行者们批量遭禁，而年轻的贾樟柯还在上学。谁也没想到，这次遭遇余波未停，贾樟柯终究没能逃过受害者的命运。

地下 

年轻的张元、王小帅早早进入地下，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拍电影的进程。

拍完《北京杂种》，崔健给张元介绍了一个叫李委的年轻人。那会儿张元找了王小波，正在准备《东宫西宫》的剧本。有一天，李委带着他的兄弟找到张元，第一句话就说：“你呀，不拍我们家，你就是太傻了，我们家是我们那个院子里最牛的。”

李委的爷爷喝酒自杀，父亲是最早一拨儿去保加利亚演出的舞蹈演员，后来进了精神病院，但他根本没病，只是喜欢喝酒。一个艺术之家，混到最后两个儿子也没有工作，也在喝酒，还把自己父亲的脑门都打开瓢了。

张元听了故事有些激动，下午就开车带着兄弟俩到回龙观精神病医院。在精神病院走廊的尽头，李委的父亲蹦蹦跳跳地跑出来。

那一瞬间，张元知道李委所言非虚，这个电影得拍。张元决定请这一家人自己演自己，到精神病医院要了一张假条，把李委的父亲接了出去。

< 李委一家 >

这部影片名为《儿子》，获得荷兰鹿特丹电影节金虎奖和国际影评人大奖，金虎奖的评语是：一部真实而残酷的极具震撼力的纪实剧情片。

之后，张元与王小波合作，拍了同性恋题材的《东宫西宫》。这部电影和《儿子》成为张元个人最有力量的两部影片。

张元说：“像《妈妈》《广场》《儿子》，我觉得是我在做一个艺术品，我始终和一些艺术家在一起，和中国电影界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个作品对我来说，没想到要给谁看，一点也不考虑什么明星，用什么构架，以及一些商业的要求。所以，我无所求，当时就无所惧。”

在这期间，其他第六代导演也没闲着，王小帅拍了《极度寒冷》，何建军拍了《邮差》。与张元一样，他们都将关注放在了边缘人群身上，影片真实残酷，带着原始的力量。

接连拍了好几部电影，一部也没能公映。第一个冲破体制的张元，此刻感受到了孤独。

张元去找有关领导解决问题，领导不见他，张元不罢休，坚持要求见面。等到两边终于坐下谈话，气氛却异常和谐，领导还夸他是个很不错的导演。1997年年底，上面下了文件——《关于恢复张元同志导演资格的决定》。

< 拍完《过年回家》李冰冰开始走红 >

张元终于解禁，成为当时盛事一件，中外媒体采访了好几轮。解禁后，张元找李冰冰主演，拍了《过年回家》，接着又拍了《我爱你》和《绿茶》。可惜电影票房一片惨淡，在张元的故乡南京出现了“零票房”的尴尬局面。

张元感慨说：“艺术和市场是对立的。”

其实不说市场，单就影片的批判力度与艺术价值来讲，解禁后的几部影片明显比不过早期作品。

也许第六代导演还没意识到，审查制度并不是艺术电影最大的敌人。

解禁、被禁

“七君子”被禁那年，好莱坞影片首次进入中国院线，参与票房分账。国产影片几乎在一瞬间便败下阵来，每年不到10部的进口大片迅速占了国内电影收入的一半。

1991年，国产电影票房还有23亿元，之后一路滑坡，到了2001年只剩8.7亿元，故事片数量也是一年少过一年，从1994年的148部跌到1997年的88部。

此时的张艺谋、陈凯歌还未转向商业大片，中国电影产业一片迷茫。

北京电影制片厂启动“1998——1999青年电影工程”，新任厂长韩三平启用了一批年轻导演，试图拯救低迷的电影市场。

王小帅也在其中，他拍了《梦幻田园》，领导看完说“艺术上和未来商业上都很严峻”。

< “艺术与商业都很严峻”的《梦幻田园》 >

在学术界，他们也遭到了批评：“满足了领导的意愿却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是不是身份的改变，也一起改掉了这些青年导演身上的锐气和深度？”

第六代导演陷入了与张元相似的境地，审查没能抹掉的艺术水准却在商业语境中丢了个干净。

眼看着第六代在商业与艺术上同时失意，曾经的霹雳舞少年贾樟柯站了出来。

< 贾樟柯 >

原本贾樟柯是走文学路线的，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导演。

在复读考学的日子里，贾樟柯写过一篇文章，亲自登门给了山西作家田东照。贾樟柯递完文章就跑了，走到路上才想起来没留联系方式。

田东照觉得年轻人有天赋，能吃文字这碗饭，辗转托了好几个朋友，好不容易找到贾樟柯，带他进入作协的读书改稿班。

在改稿班里，贾樟柯时不时能见到文学界大拿，在老师的指引下进步飞速。田东照先生意外有了一名得意门生，很是欣慰。

眼看要走向作家的道路，机缘巧合，贾樟柯在电影院看到了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一下被电影的表达方式震住了，立志成为一名电影导演。

贾樟柯犹豫再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田东照。老师愣住了，问他是不是文学不如电影热闹，是不是受不了清苦的生活。理想为大，顶着恩师的失望，贾樟柯还是决定改考北京电影学院。

进入大学，贾樟柯却有些懈怠，他雷打不动，每周六去学校边的迪厅跳霹雳舞，过上了黑白颠倒的生活。

1994年，世界电影巅峰年，佳作井喷。贾樟柯重新被理想击中，他像戒毒瘾一样戒了霹雳舞，成立“青年实验电影小组”，开始拍电影。那年冬天，读大二的贾樟柯拍了短片《小山回家》，片子在香港获奖，贾樟柯因此认识了一个投资人。

毕业前，贾樟柯回了一趟老家，见了老同学。有个同学做了看守，跟贾樟柯说班上另一个同学做小偷被抓了，每天隔着铁栏杆找他说话，探讨人生哲学。

那个人物留在贾樟柯脑子里，他开始写剧本。期间靠写专栏和去北京电视台演猴子养活自己。

剧本完成，贾樟柯联系香港的投资人，找了30万启动资金。开机21天《小武》就完成了。 片子没有送审，直接送去了国外。

< 《小武》剧照 >

1998年，《小武》拿了8项国际电影大奖。法国《电影手册》称贾樟柯为“亚洲电影希望之光”。

第二年，《小武》版权在西方国家大卖，贾樟柯的银行卡里有了500万。那时他29岁，刚从北影毕业。

恰在春风得意之时，贾樟柯遭遇了第六代共同的命运。

1999年1月，贾樟柯被领导喊去谈话。来到门口，他刚好看见七八人一起涌出，某第五代电影大师正与其中一位领导称兄道弟。

领导送走大师，招呼贾樟柯进屋，说自己出去一会儿，请他随意。

贾樟柯在屋里坐下，看到桌上有份文件，是台湾《大成报》关于《小武》的报道。正文旁边，有人手写几行小报告：“请局领导关注此事，不能让这样的电影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报告的署名是XX，正是刚才那位第五代电影大师的文学策划。

领导走进屋里，拿出文件宣布：从今天起，停止贾樟柯拍摄影视剧的权力。领导把举报信拿起来墩了墩，说：“我们也不想处理你，可是你的同行、你的前辈，人家告你啊！”

曾经感受过制度之苦的人终于成为了制度的维护者。

这篇文章中，这样的故事将再次上演。

交锋

《梦幻田园》不理想，王小帅再次转战地下。2001年，他带着高圆圆主演的《十七岁的单车》去了柏林，捧回评审团大奖。影片没过审查私自参展，王小帅被禁了三年。

< 《十七岁的单车》剧照 >

得益于前辈帮助与同代导演的努力，在被禁的道路上，贾樟柯终于和第六代保持了同步。

与以往一样，被禁并没有影响导演拍片的进程。进入地下的贾樟柯拿到北野武工作室投资，拍了《站台》，入围威尼斯电影节。2002年，《任逍遥》入围戛纳电影节。

有次贾樟柯在北京小西天的一家盗版DVD店闲逛，店里新货不多，没有顾客。贾樟柯准备走时，老板拉住他问：有一个“贾科长”的《站台》你要吗？

贾樟柯在国际上已有盛名，回到国内，电影却只能在地下盗版店流传，导演名字也被人念错。

同行不同命，2002年，《英雄》拿下全国四分之一票房，中国电影进入大片时代。张艺谋成为最受瞩目的导演。

贾樟柯说：“他们感受过权威，在影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权力是有向往的，对权力是屈从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拍过《秋菊打官司》的导演，在《英雄》里反过来却会为权力辩护。”

此时的贾樟柯、王小帅处于被禁状态，两代导演不在一个战场，真正的战争还未打响。

随着中国加入WTO，进口大片的配额将进一步开放，增加到每年50部。考虑到以往10部的配额已然让中国电影难以喘息，有关部门必须采取行动了。

广电部门找到王小帅，让他给导演朋友们打电话，约大家一起到北京电影学院聊聊。

< 娄烨 >

见面前，王小帅、娄烨、何建军等导演聚在贾樟柯的工作室，聊到深夜，众人起草了一份倡议书，希望以往被禁的影片可以通过整改解禁，建议以电影的分级制度来取代电影的审查制度。

倡议书的最后一条写着：我们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物质的发达同样重要。

2003年11月13日，贾樟柯和王小帅、娄烨、何建军等大部分第六代导演一起进了北京电影学院。

导演们念了倡议书，领导们宣布既往不咎，以往恩怨“一笔勾销”。

从这里开始，第六代导演与他们的艺术电影将直面残酷的商业规则。

一位领导说：“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

意思很简单：你有权力拍，别人可没义务看。

2004年1月8日，贾樟柯恢复导演身份。4月，电影《世界》的新片发布会上，贾樟柯说：我拍了八年电影，这是第一次在国内公映…… 话没说完，贾樟柯哭了起来。

类似的，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解禁，更名为《自行车》，成为首部被解禁的影片。随后，《青红》入围戛纳电影节，拍了12年电影的王小帅第一次获得公映许可。

接下来的几年，除去娄烨因《颐和园》被禁五年，其他第六代导演都浮出了水面。

两代导演即将正面交锋。

2005年，贾樟柯和刘小东开赴三峡，一人拍片一人画画，为水位上涨前的三峡留下图像。

< 刘小东画作《三峡新移民》 >

当地的人生活条件很差，但生活很主动，挣一块钱高兴，挣两块也高兴。

从三峡回来，剧组很多人都不像原来那样喜欢北京了，觉得大城市是虚妄之地。以前去酒吧玩挺开心，现在都觉得没意思，那种物质支撑幸福的信心动摇了。

片子制作完成，名为《三峡好人》。进入发行运作环节时，贾樟柯偏要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同一天上映，制片人死活拦不住，说：“贾樟柯，你简直是在用国内的市场票房殉情。”

2006年12月14日，两部影片同日上映。贾樟柯说： 我就想看看，在这样一个崇拜“黄金”的时代，有谁还关心“好人”？ 

两天后，《三峡好人》在长沙影院票房950元，王府井影院500多，最终票房30万。而《黄金甲》的总票房接近3个亿。

新仇旧怨攒到一起，贾樟柯说：“我们希望让观众多看到反映现实生活的电影，而不是那些穿金戴银、飞来飞去的人。中国这种高投入、高产出的大片运作模式，已经逐渐丧失了中国人的想象力，这种流失思考的做法非常可悲。当下中国电影充斥着娱乐气味，金钱崇拜。投资非常大的影片，其思想水准非常落后，还停留在权力崇拜的层面。”

 < 《满城尽带黄金甲》剧照 >

张艺谋的制片张伟平回应：“我都懒得搭理他（贾樟柯），他那个片子不就是拿一金狮吗，我们又不是没拿过，都是我们拿剩下的。我要他把嘴闭上，少他X说话，有本事，就让观众都来看他的电影。”

贾樟柯请他保持文明，张伟平说：“我们懒得装斯文去搭理一个已装不下去斯文的人。再重复一遍艺谋的话：他的失败不是因为我们的存在。”

同为第六代，王小帅的票房比贾樟柯还要惨淡，面对媒体的盘问，他选择直接炮轰。

2009年6月14日下午，王小帅与陆川、宁浩、魏德圣参加“中国制造——中国电影市场需要怎样的电影”论坛。王小帅不乐意和其他三位导演归为一类，说：“他们仨票房都过亿了，但是作为导演，他们仨都失败了。”“我扛着，人有一口气，就要有尊严。”

后来上凤凰卫视，王小帅和主持人何东聊起大导演电影商业化。王小帅说：“我对物质要求不高，别人拍电影拍出十几个宅子我不羡慕，我就想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说起商业片，王小帅说：“我真干不了那事儿，我没这本事。”接着又歪着头说了一句：“小刚艺谋真辛苦他们了。”

有一次记者问起他的电影票房，王小帅急了，说：“你们已经失去张艺谋了，还想再失去一个王小帅？”

转变

2010年，王小帅投资最大的影片《日照重庆》制作完成，主演是范冰冰。影片入围当届戛纳，片方大批人马去了法国，为宣发造势。

< 《日照重庆》海报 >

虽说成功进军国际电影节，但除去海外版权，影片的国内票房过5千万元才能收回投资成本。

在戛纳电影节即将揭晓之时，王小帅遭到了投资人韩小汐的炮轰。

韩小汐是王小帅的学长，说：“第一版样本剪出来后，有点傻眼了，我看了十分钟就出来了，居然楞能给整成一纪录片，就看见不停走路了，哪有什么商业元素。作为投资人，在我这，电影首先是我的产品，然后才是他的作品。”

王小帅没能扭转自己的习惯，把枪战片拍成了文艺片。最终电影票房几百万草草收场。

电影分三类，大情节，小情节，反情节。三种情节观众数量递减。院线大片必然是大情节，合家欢或是超级英雄。反情节电影全世界能看的人也没多少，只有小成本操作才能保证资金回收。

2010年，陆川拿七千万拍了一部反情节电影《王的盛宴》。观众骂声一片，投资方血本无归。

在被审查隔离的日子里，第六代只考虑国际拿奖就行，解禁了却又想要口碑又想要票房，最后反倒两样都没拿到。

陆川也许是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他抛开文艺导演的身份，用纯商业手段导演了IP电影《鬼吹灯之九层妖塔》，这部片子豆瓣评分4.6分，但票房却将近7亿。

结局

2016年，王小帅与妻子刘璇成立了冬春影业。

公司成立时王小帅接受采访，说：“年轻人想拍电影的心当然很自然，热情也很自然，但真正毁了他们是成年人，他们老了，拿着资本想赶快创造奇迹，拔苗助长的是他们。”

很快，冬春影业遇到了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胡波。

< 胡波与王小帅 >

初中毕业，胡波进了当地最糟糕的高中。第一晚卧谈，舍友们聊的是第一次嫖娼经验。

与贾樟柯相似，高考复读三年，2010年，22岁的胡波终于进了北影导演系。

胡波是把理想放在生存之前的人，毕业后他拒绝了拍商业片的机会，在家待业写作两年。女朋友受不了跑了。

FIRST影展上，胡波遇到了王小帅的妻子刘璇。王小帅和刘璇看过剧本，选中了这个年轻人，决定投资60万。

胡波很兴奋，说：“王小帅也是拍文艺片出来的，被赏识了，我操，我太高兴了，给我钱，拿自己的作品拍！”

那时，胡波得知一个好友在做网络大电影，他说：“小帅老师拍这么多年电影，都没碰商业片，你可好，这一毕业就弄网大。”

2016年8月，胡波开始筹备《大象席地而坐》，王小帅监制，刘璇制片。

开机25天，《大象席地而坐》杀青，预算卡得很准。拍摄期间胡波拥有全部自主权，王小帅的意见完全没有被采纳。

进入后期剪辑，因为多是长镜头，胡波很快便剪出一个230分钟的版本。但是影片时长过久，在院线拿不到排片。在王小帅要求下，胡波又剪辑了一个两个多小时的版本。

< 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剧照 >

王小帅要求选择短版，但是胡波坚持要选用长版，多次争吵之后，骂战上升为人身攻击。

冬春影业寄出律师函要解除导演合约。如果胡波不能花300万（其中监制费200万）买回作品，将被收回署名的权利。这时胡波道歉，但事情已然无法挽回。

胡波买了绳子，在楼道自缢。

与市场斗争多年，王小帅自然知道商业的运行规则，他只是按照角色做了分内之事。谁都没有错，但悲剧发生，一位青年死去了。

按照胡波的遗愿，冬春影业将230分钟的版本送去参奖。胡波去世400天，《大象席地而坐》获得金马最佳剧情长片。

胡波的妈妈去了台湾，颁奖时，她身前是导演与明星，身后是儿子的遗照。

她说：“我是胡波的妈妈，代表胡波谢谢评委，谢谢观众，谢谢大家。”说到这里，她捂嘴哭起来，再也说不下去。

其实冬春影业得名于王小帅的第一部电影——《冬春的日子》。

1992年，贾樟柯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王小帅的报道，里面有一段描写让他至今难忘：王小帅为了拍《冬春的日子》，扒着拉煤火车的火车，去出产地保定买便宜的乐凯胶卷。

贾樟柯在书里写：我常想象，今天已经发福的王小帅，那时候一定青春年少，身手矫健。河北大地繁忙交错，呼啸而过的无数列车上，原来还搭乘过一个青年的电影梦。

 部分参考资料：

[1] 王斌 ，《活着·张艺谋》，人民文学出版社

[2]《收获》2010年03期 “一个人的电影”专栏   作者：张元 邱华栋 

[3] 若娱，《从文艺到油腻，暧昧的王小帅需要什么样的营销？》

[4] 贾樟柯，《贾想：贾樟柯电影手记（1996——2016）》，北京大学出版社

[5] 艾青，《创作方与市场方的对话和碰撞——“中国制造·中国电影市场需要怎样的电影论坛”综述》，《电影新作》（2009） 

[6] 影徒，《倾诉者王小帅：除了导电影，什么都做不了》

[7] 彭骥，《<日照重庆>戛纳内讧，投资人炮轰王小帅 》，解放网-新闻晨报 

[8] 陈楚汉、莫南，《胡波：缺席的人》，谷雨实验室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叉烧往事（ID：chashaows），作者：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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